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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名人 名臣賢相 智勇名將 才俊智士 揚眉女子 |
名臣賢相 明清時期——力助清朝統一全國的攝政王——多爾袞 多爾袞是清初歷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皇太極死後，順治帝 年僅六歲。他作為攝政王，實際上是當時中國的最高統治者，也是 入關後清政權的真正締造者和完成統一中國大業的傑出奠基人。 統一東北 征服蒙古 多爾袞生於明萬曆四十年(1612年)，卒於清順治七年(1650年)。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第十四子，其母為大妃烏拉納喇氏，同母兄阿濟格，弟多鐸。 後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爾哈赤死於瀋陽附近的璦雞堡，多爾袞的生母被逼殉葬。接著，努爾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極即位，即清太宗。當時多爾袞年僅十五歲，被封為貝勒(貴族封爵)。因按年齡序列第九，故稱九貝勒或九王。 天聰二年(1628年)二月，十七歲的多爾袞隨同皇太極進軍蒙古察哈爾多羅特部，獲敖穆楞大捷。因其作戰英勇有功，深得皇太極賞識，被賜以美號墨爾根戴青，意為聰明王。從此，聰慧多智、謀略過人的多爾袞，逐漸成為後金軍的主要統帥之一。 多爾袞幾乎是每戰必出征，而且每次都表現得無比英勇。天聰三年(1629年)，他隨皇太極自龍井關入明邊，趨通州，直逼明都北京城下，敗明的援兵於廣渠門外。天聰五年(1631年)，又隨皇太極攻明於遼西。大凌河之戰，他親自衝鋒陷陣，直抵大凌河城下，城上炮矢猛烈，後金軍頗有傷亡。事後，皇太極怒責他的部下不加勸阻，說：「墨爾根戴青亦衝鋒而入，倘有疏虞，必將你等加以嚴刑，斷不寬容。」攻錦州時，他又一馬當先。祖大壽從錦州城頭向南發炮，洪承疇軍由南已向北發炮，多爾袞被夾擊於中，幾乎被擊斃。以後祖大壽投降，多爾袞曾向他談到當時的危險情形。祖大壽惶恐不安地說；「果有此事!如彼時炮中王馬，為之奈何!」多爾袞則坦然說：「彼時兩仇相敵，唯恐不中，大壽言不由衷，誠為可笑!」 由於多爾袞在軍事、政治上已經成熟和可以信賴，在天聰五年皇太極設立六部時，命他掌吏部事，更全面地參與軍政大事。 多爾袞不負皇太極的厚望。天聰七年(1633年)六月，皇太極與諸貝勒、大臣探討進一步興國的大計，詢問他們征明及察哈爾、朝鮮，何者為先？多爾袞以銳敏的目光，直抒了他的戰略思想。他從奪取全中國的目標出發，力主以征明為先，他說：「宜整兵馬，乘谷熟時，入邊圍燕京，截其援兵，毀其屯堡，為久駐計，可坐待其敝。」這種深入內地，蹂躪明朝土地人民，消耗明朝國力，然後再與之決戰的戰略，深得皇太極的贊同，以後的幾次征明，基本上都是照著這個方針行事的。天聰八年(1634年)五月，多爾袞從皇太極征明，克保安，略朔州。次年，在招撫蒙古察哈爾的歸途中，多爾袞自山西平魯衛侵入明邊，在山西、宣大一帶，又搗毀了明朝的寧武關，騷略了代州、忻州、崞縣、黑峰口及應州等地，俘獲人畜七萬餘。崇德三年(1638年)，多爾袞為奉命大將軍，將左翼，岳托將右翼，自董家口等地毀明邊牆而入，越過明都至涿州，分兵八道，西掠至山西，南徇於保定，擊破明總督盧象升。又南下臨清，渡運河，破濟南。北還時復掠天津、遷安等地，出青山關而還。此役，縱橫豕突數千里，蹂躪城池四十餘座，擄掠人口二十五萬有餘，奪取財物更是不計其數，給明朝以沉重的打擊，給山西、河北、山東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明人夏允彝記述這次事件的影響說：「所至屠掠一空，禍為至劇。國力耗竭，而事不可為矣。」而多爾袞則因為此役，被皇太極賜馬五匹，銀二萬兩。 對察哈爾和朝鮮，多爾袞全力貫徹皇太極「懾之以兵，懷之以德」的方針，使統一全國的後顧之憂得以早日解決。 早先，當後金征服與招撫蒙古各部時，唯獨，強大的察哈爾部在雄主林丹汗的率領下，不肯降服，始終採取與後金對抗、周旋的態度。察哈爾部雖亦不與明廷合作，終究是後金南下伐明的一大後患。天聰八年(1634年)，林丹汗死於青海打草灘。皇太極以此為契機，於次年二月命多爾袞偕岳托等將領，率精兵萬人，以強大的武力作後盾，去招撫察哈爾部眾。此次進軍，政治目的明確，秋毫不犯，進展頗為順利。先在西喇朱爾格地方，招降了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四月二十八日，就抵達林丹汗之子額爾克孔果爾額哲駐地托裡圖，多爾袞令已降的額哲的舅舅南楮前去勸降。額哲在父親新死、兵臨城下的情況下，只好率部投降。八月，多爾袞率師凱旋。林丹汗曾得元朝的傳國五璽「制誥之寶」，這時，多爾袞使額哲呈獻給皇太極。因為元朝的這方玉璽象徵「一統萬年之瑞」，皇太極大喜，第二年(1636年)便改國號為清，改年號為崇德。多爾袞同時被晉封為和碩睿親王，更加受到重用。 朝鮮本是明朝的屬國，世代忠於明廷，雖多次受到清的分化、威脅，也始終不渝，在一些重大事件中總和明朝相呼應，因而始終是清側翼的一大憂患。崇德元年(1636年)十二月，皇太極為徹底解除這一憂患，親率大軍侵入朝鮮，圍朝鮮國王李宗於南漢城。在這次軍事行動中，多爾袞偕豪格別從寬甸入長山口，克昌州，崇德二年(1637年)正月，突襲江華島。當時，朝鮮王妃、兩個王子，以及很多大臣及其眷屬都轉移在此島避難。多爾袞在這裡遇到了朝鮮軍隊的頑強抵抗，經過激戰，清軍殺傷守軍一千餘人。圍城之後，多爾袞恩威並用，立刻執行皇太極的招降政策，停止殺戮，使江華島得以投降。對投降的朝鮮王室成員，多爾袞不加侮辱，並頗能待之以禮。朝鮮國王因妻子、兒子及很多大臣已被俘虜，各路援軍又被清軍打敗，於是只好放下武器，穿上朝服，率領群臣，向皇太極獻上明朝給的敕印，投降清朝。皇太極凱旋盛京時，命多爾袞約束後軍，並攜帶朝鮮質子李窪、李昊及大臣子以歸。朝鮮國王因為多爾袞全其妻子，以禮相待，所以一直不忘此情，給清朝諸王送禮時，多爾袞的一份總是最厚。 在順利地解決了蒙古和朝鮮的問題之後，多爾袞便集中力量協助皇太極，和明朝在遼西地區進行了激烈而持久的較量。 崇德三年(1638年)，為進軍明朝作準備，多爾袞監督修治了盛京至遼河的大道。接著就如前所述，自董家口侵入明境，殘毀了山西、河北、山東大片地方，崇德四年(1639年)方回。為最後奪取明朝在山海關外的地方，崇德五年(1640年)，多爾袞屯田義州，並不斷向錦州、松山、杏山等城進攻。由於進展遲緩，受到·皇太極的責備，被降為郡王，罰銀萬兩，奪二牛錄。受處分後，多爾袞更加兢兢業業，崇德七年(1642年)，終於下松山，俘獲明朝統帥洪承疇；克錦州，迫使明朝大將祖大壽最後投降。持繼三年之久的松錦戰役，明朝受到巨大的打擊，多爾袞威望大著，被恢復親王。這時，皇太極已抱病在身，軍國大事便經常委託濟爾哈朗和多爾袞這兩個親王共同處理。 在清軍入關前，多爾袞追隨皇太極轉戰南北，為清朝統一東北及蒙古各部做出了成績，其地位已躍居諸王之上。 攝政親王 帝王之權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極暴疾而死。由於生前未能預定後事，在皇位繼承問題上，滿洲貴族發生了尖銳的矛盾。清入關以前，繼嗣不是由皇帝生前在皇子中指定，而是由貴族諸王議立。皇太極死前，諸王已漸漸分成黨派：一派以多爾袞為核心；另一派以皇太極的長子肅親王豪格為首，早已露出了爭立的苗頭。皇太極剛死，雙方的擁立者立即展開了活動。皇太極自將的正黃、鑲黃兩旗及豪格主管的正藍旗，誓立豪格。圖爾格、索尼、圖賴、鞏阿代、鰲拜、譚泰、塔瞻等大臣齊往豪格家，策劃立豪格為君。索尼等六人更「共相盟誓，願死生一處」。豪格又派人去探尋鄭親王濟爾哈朗的意向。濟爾哈朗是努爾哈赤的侄子，當時頗有影響，他也傾向於立豪格為君，但是又主張要與多爾袞商議。另一方面，多爾袞和多鐸所統率的正白、鑲白兩旗，則主張立多爾袞為君。多爾袞的兩個同母兄弟武英郡王阿濟格、豫郡王多鐸和一些貝勒大臣，曾「跪勸睿王，當即大位」。雙方各不相讓，形勢極為緊張。清政權處於嚴重危機之中，隨時有發生混戰的可能。 多爾袞雖然覬覦皇位，但畢竟是一位久經考驗的政治家，他審時度勢，未敢貿然行動。 皇太極死後第五日，即八月十四日，多爾袞採取主動，他召集諸王大臣會議，議立嗣君。這一天，氣氛緊張到了頂點。天剛亮，兩黃旗大臣就盟誓於大清門，並令兩旗的巴牙喇兵(精銳親兵)張弓箭，環立宮殿，擺出兵戎相見之勢。正式開會之前，多爾袞還在試探黃旗大臣索尼的態度，索尼冷冷地說：「先帝有兒子在，必須立其中的一個，我就是這個意見，沒有別的可說。」會議開始，索尼等人就搶先發言，力主立皇子。皇太極之兄、禮親王代善也說，應當讓豪格繼承皇位。豪格在已佔優勢的情況下，略表謙讓之意。這時，阿濟格、多鐸展開了反攻，他們勸多爾袞即帝位。老於世故的代善也跟著見風轉舵，圓滑地說：「睿王若應允，實是我國之福。否則，還是應當立皇子。」不再堅持立豪格。兩白旗大臣進一步發動攻勢，說若立豪格，我們都無法生活，堅決反對立豪格。多鐸見多爾袞仍未明確應允，甚至又擺出立他自己或立代善。形勢更加混亂，不可預測。代善以年老固辭，退出會議。多爾袞也不同意立多鐸。這時，會議幾乎開不下去了。兩黃旗的將領們都佩劍上前說：「吾屬食於帝(皇太極)，衣於帝，養育之恩與天同大，若不立帝子，則寧死從帝於地下而已。」多爾袞看到，與豪格相比，他並不佔優勢。兩黃旗與正藍旗堅決支持豪格，鑲藍旗主旗貝勒濟爾哈朗、正紅旗主旗貝勒代善．也是同意或傾向立豪格的，八旗之中有其五。在這種情勢下，如果。多爾袞強自為帝，必將引火燒身。於是，多爾袞提出一個折衷方案：立皇太極第九子六歲的福臨為帝，由濟爾哈朗和他輔政，等福臨年長之後，當即歸政。這一方案，．打破了僵局，為雙方接受，這樣，既排除了他的政敵豪格，又可使他實際上享有帝王之權。 在達成協議兩天之後，代善之子貝子碩托、孫郡王阿達禮，又圖謀推翻成議，勸多爾袞自立。多爾袞從大局出發，揭發了這一亂國陰謀，並忍痛將他們誅殺。崇德八年(1644年)八月二十五日，六歲(五週歲)的福臨即位，改明年為順治元年。睿親王多爾袞和鄭親王濟爾哈朗同輔政，繼而稱攝政王；「刑政拜除，大小國事，九王(多爾袞)專掌之」。濟爾哈朗僅管「出兵等事」。 不論多爾袞主觀上如何打算，他擁立福臨這一行動，在客觀上避免了滿洲貴族的公開分裂和混戰；並且爭取了兩黃旗一部分大臣，如固山額真譚泰、護軍統領圖賴、啟心郎索尼，對他都表示了支持。這對下一步協調一致入關作戰，奪取全國政權，無疑是很重要的。 多爾袞輔政以後，到入關前，他採取了一系列限制旗主、加強集權的措施。 崇德八年十二月，他以「盈庭聚訟，紛紛不決，反誤國家政務」為由，與濟爾哈朗定議，「罷諸王貝勒管六部事」，削弱了諸王貝勒的權力，只讓貝子、公等管理部務。而貝子、公要向攝政王負責。同時，又向各部尚書、侍郎和都察院分別發佈諭令，要他們「克矢公忠」，聽命於攝政王，否則決不寬容；又傳諭都察院各官，要密切注意諸王貝勒的行動，有事應糾參者，必須據實奏聞，不許瞻循隱匿。順治元年(1644年)正月又定：「嗣後凡外國饋送諸王貝勒禮物，永行禁止。」進一步限制了諸王貝勒同外界的聯繫，從而把更多的權力集中在攝政王手中，不久，濟爾哈朗宣佈：「嗣後凡各衙門辦理事務，或有應白於我二王者，或有記檔者，皆先啟知睿親王，檔子書名亦宜先書睿親王名。」濟爾哈朗由首位退居第二，這當然不是他慷慨讓賢，而是多爾袞巧妙地運用計謀取得的。這樣，諸王預政的權力既被削弱，濟爾哈朗也已在多爾袞之下，「王由是始專政」。這時，禮部也議定，攝政王居內及出獵行軍的儀禮，諸王不得平起平坐，於是多爾袞實際上享有了帝王的尊榮。 多爾袞在爭得攝政王首位之後，即著手打擊政敵豪格。順治元年四月初一，原來支持豪格的固山額真何洛會，告發豪格有怨言，語侵多爾袞，圖謀不軌。借此，多爾袞以「言詞悖妄」、「罪過多端」為由，要置豪格於死地。只是由於福臨涕泣不食，豪格才免去一死，但被罰銀五千兩，廢為庶人。同時，以「附王為亂」的罪名，處死了豪格的心腹大臣俄莫克圖、揚善、伊成格、羅碩等。 至此，在短短的八個月內，多爾袞便集大權於一身。多爾袞這一系列做法，雖是個人的爭權活動，但客觀上對清政權的進一步發展卻具有重要的意義，它使得清的軍政大權得以集中，指揮得以統一。這正是不久之後，清兵入關的必要前提和可靠保證。 把握時機 佔領北京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領導的大順軍攻佔北京，崇禎皇帝自縊，明朝滅亡。 在這之前，正月二十六日，多爾袞曾以「大清國皇帝」的名義致書大順軍諸帥，「欲與諸公協謀同力，並取中原，倘能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矣，不知尊意如何耳？」這是要和農民軍搞統一戰線。四月初．多爾袞還不知道農民軍已佔北京，他在瀋陽作了伐明的緊急軍事動員；徵調滿洲、蒙古軍的三分之二，以及漢軍的全部。四月九日。他被任命為「奉命大將軍」，以「便宜行事」的大權，率領阿濟格、多鐸以及歸降的明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向山海關進擊。四月十三日，清軍抵達遼河。明山海關總兵平西伯吳三桂遣人至清軍，報告農民軍攻陷北京的消息，並向清軍乞援。當此形勢突變之時，多爾袞顯示了驚人的應變能力。他沒有絲毫遲疑，而是立刻改變策略，接受了臨行前大學士範文程的建議，把農民軍當成主要敵人。他又徵詢洪承疇的意見，洪承疇除同意範文程的建議之外，還著重指出，應派先遣官宣佈，這次進軍的目的，就是為了掃除逆亂、消滅農民軍，有作內應及立大功者，將破格封賞。為了爭取時間，應計算里程，精兵在前，輜重在後，限以時日，直趨北京。十九日，清軍到達翁後，吳三桂再次派遣副將楊坤致書多爾袞。多爾袞正式覆信吳三桂，表示對「崇禎帝慘亡，不勝發指」；聲稱這次出兵的目的是，「率仁義之師，沉舟破釜，誓必滅賊，出民水火」。並且一定要做到「唯底定中原，與民休息而已」。明確表示要統一中國才肯罷休。同時又拉攏吳三桂說：「伯(吳的爵位)思報主恩，與流賊不共戴天，誠忠臣之義，勿因向守遼東與我為敵，尚復懷疑。……伯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國仇可報，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儼然反客為主，以全國最高的統治者自居。以這封信為標誌，清政權徹底改變了打擊目標，最終完成了政治上、軍事上的戰略轉變。 四月二十一日，清軍一晝夜行軍二百里，至日昏黑時，距山海關十五里駐營。是日，李自成親率二十餘萬大軍到達山海關，將吳三桂部包圍於關城之內，並即刻開始了奪關激戰。吳三桂自知不敵，屢屢遣使向清軍告急，但多爾袞與多鐸、阿濟格計議後，仍不敢輕信吳三桂，故當夜清軍「披甲戒嚴，夜半移陣」。李自成與吳三桂激戰的隆隆炮聲，徹夜不止。二十二日凌晨，清軍進迫關門五里許，吳三桂見清軍至，遂炮轟大順軍，率諸將十餘員、甲數百騎突圍，直馳清營，拜見多爾袞，剃髮稱臣。多爾袞在軍前將吳三桂晉爵為平西王，樹立了一個給明朝降將加官晉爵的樣板。多爾袞令吳三桂先行，開關迎降，多鐸與阿濟格分率勁兵一時馳入關門，豎白旗於城上，多爾袞自統大軍繼入。復以吳三桂軍作右翼先發，出關敵李自成。李自成自知邊兵強勁，成敗在此一舉，揮軍與吳三桂死戰。山海關城內聞炮聲如雷，見矢集如雨，清軍蓄銳不發。及午，多爾袞見吳三桂不支，乃命三吹角，三吶喊，始派多鐸、阿濟格率鐵騎數萬從三桂陣右出，直衝敵陣，發矢數巡後，但見刀光閃爍。是時狂風大作，一陣黃埃自近而遠，直撲大順軍陣，農民軍敗潰。僅「一食之頃，戰場空虛，積屍相枕，彌滿大野」。是役，劉宗敏負傷，李自成收殘卒急退北京。在李自成的大軍被擊潰之後，多爾袞下令關內軍民皆剃髮。並諭令全軍，「今入關西征，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舍。不如約者罪之。」又在進軍途中，以漢宮範文程的名義，四處張貼安民文告，文告說：「義兵之來為爾等復君父仇，非殺爾百姓，今所誅者唯闖賊。官來歸者，復其官；民來歸者，復其業。」這就完全改變了以往清軍數度入關到處燒殺搶掠的野蠻做法，使得關內的官兵百姓，向風歸順，近悅遠來。這樣，清兵每日奔行一百二三十里，未遇任何抵抗，五月初一日便到了通州。在這前一天，李自成已滿載輜重，放棄北京，向西撤退。 五月二日，明朝的故將吏出北京朝陽門外五里，以帝王之禮，迎接多爾袞。多爾袞乘輦入城，升座武英殿，正式接受明朝降官降將的拜謁。 進入北京之後，多爾袞的同母兄、武英郡王阿濟格曾提出，「初得遼東，不行殺戮，故清人多被遼民所殺。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這個野蠻而愚蠢的建議，遭到了多爾袞的斷然拒絕。多爾袞繼續採納漢宮範文程、洪承疇等人的建議，不失時機地採取了一系列籠絡明朝士人的措施。為崇禎帝、後發喪：多爾袞入京伊始，就「為明莊烈愍皇帝發喪」三日，以帝禮葬之。同時將周後、袁貴妃、熹宗張後、神宗劉貴妃等，「喪葬如制」。改變對明王室的態度：規定「故明諸王來歸者，不奪其爵」。有一個叫朱帥欽的宗室來投誠，受到歡迎，後來還讓他作了保定知府。表彰。明朝殉難諸臣，照舊錄用故明各衙門官員，對一些有影響的人還加以重用：如馮銓、陳名夏等明朝降官，都任命為大學士或尚書。對降官穿戴明朝衣冠也暫不加限制：七月，山東巡撫朱郎碟向他請示，新補官吏能不能仍以紗帽圓領的明朝官服「臨民蒞事」，多爾袞說，目前「軍事方殷，衣冠禮樂未遑制定，近簡各官，姑依明式」。對明陵採取保護措施：六月，派大學士馮銓「祭故明太祖及諸帝」，又「以故明太祖牌入歷代帝王廟」，還規定「明國諸陵，春秋致祭，仍用守陵員戶」。申嚴軍紀，取悅百姓：當時，多爾袞把多數清軍留在城外，「凡軍兵出入城門者，有九王標旗方得出入」。規定「軍兵出入民家者，論以斬律」。對於清軍中一些違反禁令，「毀傷民間，動用傢伙者」，則「悉置重典」。所有這些安撫明朝統治階級、整肅軍紀的做法，都是為了收買人心，即範文程說的：「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事實證明，這些辦法確實起到了籠絡明朝士大夫、安定民心的作用。當時隨清軍入關的朝鮮人就指出，「九王入關之初，嚴禁殺掠，故中原人士無不悅服」。這對清朝統一中國，有著很大的影響。 清軍入關後，對於清朝應否建都北京，要不要統一中國等問題，在滿洲貴族內部有著激烈的爭論。當時，由於到處是戰火，漕運不通，北京一帶的「公私儲積，蕩然無餘，芻糧俱乏，人馬饑餒」。而這時的關外，則是「禾稼頗登」。因而八旗官兵「皆安土重遷」，對於立即移居北京，「多有怨苦者」。在這內外交困的同時，五、六月間又謠言四起，「有訛傳七、八月間清兵東遷者」，「將縱東兵肆掠，盡殺老壯，止存孩赤」。在這種形勢下，多爾袞的同母兄八王阿濟格就主張，將諸王留下來鎮守北京，而大兵或者還守瀋陽，或者退保山海關，這樣才無後患。對於這樣一個直接關係到清朝在全國統治能否建立和保持的戰略問題，多爾袞非常堅定，他駁斥說：既得北京，「當即徙都，以圖進取」中原，統一中國。特別是在目前人心未定的情況下，更不可棄而東還，動搖人心。他堅定表示：「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於此而又欲東移？」為了安定民心，六月間多爾袞明確宣佈：建都北京。並派遣輔國公屯齊喀、和托，固山額真何洛會等，去迎接幼主福臨。他還反覆宣諭說：「民乃國之本，爾曹既誠心歸服，復以何罪而戮之？爾曹試思，今上(福臨)攜將士家屬不下億萬，與之俱來者何故？為安燕京軍民也。昨將東來各官內，命十餘員為督、撫、司、道等官者何故？為統一天下也。已將盛京帑銀取至百餘萬，後又轉運不絕者何故？為供爾京城內外兵民之用也。」這既是對京師人民而發，也是對八旗內部的軍民而發。他以破釜沉舟的決心，力排一切困難，決計建都北京，以統一中國。 九月，福臨入山海關，多爾袞率諸王群臣迎於通州。福臨到北京後，馬上封多爾袞為「叔父攝政王」，並為他「建碑紀績」。多爾袞的同母兄阿濟格、弟多鐸也都升為親王。濟爾哈朗則僅被封為「信義輔政叔王」。至此，攝政王只有多爾袞一人。 十月一日，福臨在北京「定鼎登基」，宣告「以綏中國」，「表正萬邦」。從此，清王朝把統治中心從關外轉移到關內，在統一全國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步。 緩和矛盾 擴大戰果 多爾袞在北京立住腳跟的同時，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又進一步採取了一系列緩和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政策，以鞏固陣地，擴大戰果。 取消加派；明末「三餉」(遼餉、剿餉、練餉)數目之多，已為明朝政府正常賦稅的數倍，實是明末最大的苛政。這種無休止的加派，使得明末人民處於貧困交迫之中，人民對加派恨之入骨。清軍入關後，有人建議清朝也按明末的數字進行加派，遭到多爾袞的反對。他在順治元年十月下令，革除三餉及正稅之外的一切加派。同時，他要求「各該撫按即行所屬各道府州縣軍衛衙門，大張榜示，曉諭通知。如有官吏朦朧混征暗派者，察實糾參，必殺無赦。倘縱容不舉即與同坐。各巡撫御史作速叱馭登途，親自問民疾苦」。於是，每年賦稅減少了數百萬兩，窮困已極的人民得以緩一口氣。 反對賄賂：多爾袞對明末廣行賄賂的惡劣作風也嚴加斥責，順治元年六月，他在《諭眾官民》中說，「明國之所以傾覆者，皆由內外部院官吏賄賂公行，功過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員，有財之人雖不肖亦得進；無財之人雖賢亦不得見用」，「亂政壞國，皆始於此，罪亦莫大於此」。因此，他責令：「今內外官吏，如盡洗從前婪肺腸，殫忠效力，則俸祿充給，永享富貴；如或仍前不悛，行賄營私，國法俱在，必不輕處，定行梟首。」因此，當時的一些漢宮都認為，「王上(多爾袞)新政比明季多善，如蠲免錢糧，嚴禁賄賂，皆是服人心處」。 打擊太監勢力：明末太監勢力極為猖獗，除操縱朝政外，對一般百姓迫害亦甚。當時宮廷中，宮女多達九千人，內監更多至十萬人。清入關後，太監的勢力仍然非常囂張，當年七月，太監要照舊例，到京郊各縣皇莊去催征錢糧。多爾袞認為這樣「必致擾民」，沒同意這樣做。八月正式下令，不准太監下去徵收，而改為地方官徵收。這是對太監勢力的第一次打擊。對太監的第二次打擊是，禁止太監朝參。本來，明熹宗以後，每值上朝，太監也要著朝服參加。清政府遷京後，這種制度並無改變，每遇朝參，太監總行禮在文武諸臣之前。順治二年(1645年)，多爾袞批准禮部的奏請，規定上朝時「內監人員概不許朝參，亦不必排列伺候」。經過這兩次打擊，太監在宮廷政治和經濟上的勢力得以收斂。 暫時妥協，平息反抗：剃髮問題是清朝統治者執行的民族壓迫政策之一，早在努爾哈赤時，漢族及其他各族人民凡是投降滿洲的，都要以剃髮作為標誌。清兵入京後，多爾袞仍以剃髮與否，「以別順逆」。但他很快發現，「剃頭之舉，民皆憤怒」。於是，在進京的當月，多爾袞就改變前令，宣佈「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從其便」。在剃髮問題上的暫時讓步，使清朝在攻下江南重頒剃髮令以前，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同北方漢族人民的矛盾。另外，多爾袞對當時北方農民軍和各地人民的反抗，採取大力招撫的政策，下令各地方官，按能否招撫農民軍將士，定各官之功勞。對投降的農民軍將士，則委以不同的官職。順治元年六月，順天巡撫柳寅東見「流賊偽官一概錄用」，認為很不妥當，主張「慎加選擇」一番。多爾袞則說，「經綸之始，治理需人，歸順官員既經推用，不可苛求」。多爾袞這個重要政策，對於瓦解農民軍的反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河北、山東、山西等地，很快被招撫平定，使剛剛入關的清政權有了一個能夠保護自己，進攻敵人的戰略基地。 審度形勢 各個擊破 以武力統一全國是多爾袞既定的方針。然而，當時主力退保西安的李白成的大順軍和活動在西南的張獻忠的大西軍，加在一起有四十餘萬。明福王朱由嵩剛剛在南京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權，集合江淮以南各鎮的兵力，仍有五十萬部眾，並且雄踮長江天險。而清軍入關時，滿洲、蒙古、漢軍八旗，總共不過二十萬人。清軍要在遼闊的中國腹地同諸多對手作戰，兵力不足，並且顧此失彼，很可能陷入腹背受敵的境地。多爾袞審度形勢，根據柳寅東的建議：「今日事勢，莫急於西賊(農民軍)。欲圖西賊，必須調蒙古以入三邊，舉大兵以攻晉豫，使賊腹背受敵。又需先計扼蜀漢之路，次第定東南之局。」制訂了統一全國的作戰部署，先懷柔南明政權，集中力量攻擊農民軍。這樣做可以達到一箭雙鵰的目的：第一，證明多爾袞宣稱的清得天下於「流賊」的口號，正付諸軍事行動，以便得到漢族地主階級的廣泛支持；第二，便於清軍集中主力各個擊破敵人，避免兩面同時作戰，從而取得政治上和軍事上的主動地位。 確定了作戰部署之後，多爾袞命英王阿濟格經土默特、鄂爾多斯，由綏德攻擊西安；命豫王多鐸在攻打江南之前，也順道追擊大順軍；命肅王豪格征大西軍。 與此同時，多爾袞抓緊對南明的迷惑工作，他傳檄江淮等地說：有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攻「賊」，共保江左者，也在情理之中，我不禁止你們。但是應當通和講好，不負我朝，要永記我們替你們復仇滅寇之恩，共同發展睦鄰之誼。這就給弘光政權造成一種錯覺，好像清朝準備同南明搞南北分治，只打農民軍，而不再進攻江南。南明果然放鬆了對清的警惕，不但不抵抗清兵，反而派出使臣，攜帶大量金銀絹緞，到北京與清談判，幻想傚法宋朝故事，以每歲貢銀十萬兩為條件，向清求和；還幻想聯合清軍，共同鎮壓農民軍。 隨著軍事上不斷取得進展，北京日趨穩固，多爾袞便對南明亮出了自己的真面目。順治元年七月，他在致南明大學士史可法的信中，令福王「削號歸藩」。他說：「如果不削號，那便是天有二日，就是我大清的勁敵。這樣，我將撥出西征的精銳部隊，轉旗東征。現在是兵行在即，可東可西，南國的安危在此一舉。」威脅弘光政權投降。十月，又發佈檄文，嚴申「擅立福王」是「王法所不赦」，定將問罪征討。同月，南明使臣陳洪範、左懋第、馬紹瑜抵達北京。多爾袞有意貶低他們，下令說：「陳洪範經過地方，有司不必敬他，讓他自備盤費。」清廷收納陳洪範等所帶銀十萬兩、金於兩，蟒緞二干六百匹，而待之以藩屬朝覲之禮，將福王的「御書」視為「進貢文書」。大學士剛林奉多爾袞之命嚴詢南明使臣：「爾福王奉何人之命僭位？」當堂朗讀檄令，歷數「擅立福王之罪」，宣佈「旦夕發兵討罪」。在壓力下，陳洪範變節，將江南的實情洩露給清。十一月，陳洪範請回江南策反南明諸將降清，並請扣留另外兩名使臣。多爾袞依計而行，立刻遣人將這一新情況告知帶兵在外即將南征的多鐸。 順治元年十二月，多鐸率清軍在潼關與大順軍激戰近月，重創大順軍。順治二年(1645年)正月十八日，清軍攻佔西安。二月，多爾袞接到多鐸「克定全省」的捷報，立刻命令他，「初曾密諭爾等往取南京，今既破流寇，大業已成，可將彼處事宜，交與靖遠大將軍英親王等，爾等相機即遵前命，趨往南京」。又責成阿濟格率吳三桂等，追擊大順軍。五月底，阿濟格追擊大順軍於湖北通山縣，傑出的農民領袖李自成在九宮山遇害。順治二年四月，張獻忠在四川鳳凰山與豪格率領的清軍相遇時，戰敗身亡。此後，大順軍、大西軍余部繼續抗清。 順治二年四月十五日，多鐸率大軍抵達揚州，明大學士史可法死守。二十五日，城破，史可法死於難。揚州城經歷了空前浩劫，清軍大肆屠戮，史稱「揚州十日」。五月六日，清軍渡江，弘光政權軍隊不戰而潰。十四日，清軍佔領南京，福王逃往太平，旋被俘，弘光政權的大批文武官員及二十餘萬軍隊投降。於是清軍繼續向南方各省進軍。 清軍佔領南京，很快把自己的統治擴展到長江中、下游地區。但是，由於當時清軍再度強迫人民剃髮，激起了江南人民的強烈反抗，清軍繼續統一南方的行動受到挫折。在這個緊要關頭，多爾袞又靈活地改變了策略。順治二年七月間，他以「大兵日久勞苦」為名，把南方人民最恨的多鐸召回北京，而改派福建籍的大學士洪承疇「招撫」江南。他要利用洪承疇在南方漢族地主階級中的影響，來「節制」南京、江西、湖廣等地區，進一步消滅剛剛在福建建立的唐王的隆武政權和浙江魯王的魯監國政權。多爾袞在洪承疇臨行前，稱他為自己「心愛之人」，鼓勵他「此行須用心做事」，並特鑄「招撫南方總督軍務大學士印」，授權他「便宜行事」。多爾袞採取的這套以漢人治理漢人的辦法，在關鍵時刻收到了實效。洪承疇坐鎮南京後，很快扭轉了清軍在江南的被動局面，組織了對唐、魯兩個小朝廷的軍事進攻。洪承疇先後招降了兩政權中執掌大權的方國安和鄭芝龍，乘唐、魯互爭之時，輕易地攻下浙江。隨後長驅入福建，消滅了隆武政權。』這樣，清朝統治階級就在多爾袞的領導下，在很短時間內消滅了南明的大部分勢力。到順治五年(1648年)，便是「天下一統，大業已成」，除了東南沿海和西南一隅，基本上完成了清朝在全國的統治。 多爾袞對邊疆地區的統一也很注意。順治二年四月，在清軍攻佔西安後，他曾下令，對嘉峪關外新疆地方「三十八國部落之長，投誠歸順者」，要撫按官察實具奏，「以便照例封賞」。對西藏，允許茶馬照舊貿易，「一切政治悉因其俗」，「番僧」可由陝西入貢。鞏固統一的措施 多爾袞在進軍各地的同時，還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清王朝從中央到地方的封建政權機構不斷完善、鞏固。 遵循明制：滿洲統治者是剛從奴び制貴族轉化為封建制貴族的統治集團，許多人還沒有完全擺脫某些落後生產方式殘餘的影響。按照什麼思想和模式建國，將直接關係清王朝的前途。多爾袞的思想較為開通，接受漢人的影響較多，在建國過程中，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他接受了範文程、洪承疇、馮銓等人的建議。中央與地方的官制，大體上仿照明朝，沒什麼變化，所不同的只是兼用滿漢二族罷了。賦役的徵收制度，完全按照明朝萬曆年間的會計錄進行，順治三年(1646年)制訂的《賦役全書》，是「悉復萬曆之舊」。鹽法，也是「大率因明制而損益之」，「俱照前朝會計錄原額徵收」。刑法，在未制訂清朝的法律以前，「問刑准依明律」；順治三年頒行的《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官吏的選拔，也是「向沿明制，實行科舉」，科舉的作法，也是「承明制，用八股文」。這一切，給人以無易代之感。 科舉取士及網羅名士：皇太極時雖然已舉行過科舉，但規模不大，未能成為制度。入關後，順治三年首次開科，即錄取了傅以漸等四百名進士。錄取人數之多不僅明朝罕見，終清之世，除雍正八年(1730年)錄取了創紀錄的四百零六名外，再沒有超過此數的。而這時統治范圃僅及長江流域，全國尚未統一。同時，「取材唯恐不足，於是又有加科？，以擴大錄取名額。順治四年(1647年)的加科就錄取了三百名進士。順治一朝與清代各朝比，中額最寬。 多爾袞深知「古來定天下者，必以網羅賢才為要圖」，「故帝王圖治，必勞於求賢」。所以，他頗自負地對大學士說：「別的聰明我不能，這用人一事，我也頗下功夫。」他除了用科舉、招撫等各種手段盡力收羅漢族地主知識分子參加清政權外，還經常讓身邊的漢宮隨時推舉各地的賢才。順治二年六月，清軍下江南後，多爾袞問大學士：江南「有甚好人物？」大學士們對：「地方廣大，定有賢才。」多爾袞說：「不是泛論地方賢才，只是先生們胸中有知道的否？」大學士們又對：「錢謙益是江南人望。」多爾袞問：「如今在否？」大學士們對：「昨『歸文冊』上有，現在。」多爾袞這才放下心來。由於多爾袞重視搜求漢族統治人材，網羅名士，使大批漢族士大夫紛紛歸附。多爾袞把他們當中一些最有統治才能的，安排在內院、六部等中央的重要機構中，使他們能有效地發揮治理國家的作用。 注意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的滿漢關係，適當限制滿洲貴族的特權，提高漢官地位：多爾袞作為滿洲貴族的代表，始終是把滿洲貴族集團作為維護清朝統治的基本力量。為此，清朝剛一建立，他就明確規定了王公貴族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享有的種種特權。但是，多爾袞有遠大的政治眼光，他懂得維護滿洲貴族的尊嚴和特權，並不完全等於依靠他們治理國家事務。所以，多爾袞在從根本上維護滿洲貴族特權的同時，不斷限制諸王、貝勒個人的勢力，尤其是削弱、打擊自己的政敵，使他們無法利用特權干涉國家重大決策和事務。入關之前，多爾袞就取消了諸王、貝勒在皇太極時代兼管部院事務的職權。入關後的一個長時間內，多爾袞接連派多鐸、阿濟格、豪格、濟爾哈朗等親王率領大批滿族貴族，輪流到各地出征，使他們遠離了統治中心，無法干涉國政。在南明基本被消滅後，當這些王公貝勒陸續回京時，多爾袞為了防止他們恃功爭權，又用種種借口來打擊他們的勢力。順治四年(1647年)二月，多爾袞以「府第蝓制」的罪名，罷濟爾哈朗輔政。五年(1648年)三月，又舊賬重提，以當初皇太極死時，在繼嗣問題上不揭發豪格為由，革去濟爾哈朗親王爵，降他為郡王。順治五年(1648年)二月，豪格平定四川後回到北京，多爾袞立即羅織罪名，把他逮捕下獄，三月便折磨致死。這兩次打擊，還牽連了額亦都、費英東、楊古利等勳臣的不少子侄，使和多爾袞對立的滿族貴族勢力大受削弱。就在這年十一月，多爾袞由「叔父攝政王」被尊封為「皇父攝政王」。 多爾袞在打擊他的滿洲貴族政敵的同時，給漢宮以更多的參政機會。原來，由滿洲貴族組成的「議政王大臣會議」，是重要的決定國策的機構。自多爾袞執政以後，這個機構的作用大大受到限制，它只能討論和處理滿洲貴族內部的一些升降、賞罰等事。多爾袞把更多的權力賦於了多由漢人擔任大學士的內院。順治元年五月，多爾袞同意了大學士洪承疇、馮銓的建議，首先改變了內院過去對一些重大事務不得與聞的地位。二年三月，又進一步下令，「凡條陳政事，或外國機密，或奇物謀略，此等本章，俱赴內院轉奏」。使內院成了參與國家重大決策的重要機構。多爾袞還讓大學士「於國家事務，當不時條奏為是」。這些大學士日隨多爾袞左右，應對顧問，處理政務，頗得重用。 內院之外，六部和都察院也是當時統治中樞的組成部分。不過在順治五年以前，這些部的正職都由滿人擔任，漢人只能擔任副手。順治五年，多爾袞又設立了六部漢尚書、都察院漢都御史，提高了漢宮在這些重要機構中的地位和職權。 順治六年(1649年)，多爾袞明令滿洲貴族不得干涉國政和限制漢宮的職權。他下令諸王及大臣，「有干預各衙門政事及指責漢官，謂某賢能應升，某劣應降者，不論言之是非，即行治罪」。同時禁止諸王同政府各機構官員私交往來，規定「各王有以衙門事，私行傳呼各衙門官至府者，罪在王。聽其傳呼而去者，罪在各官」。由於多爾袞的這個禁令，諸王、貝勒干預國家事務的權力基本上被剝奪了。在多爾袞死後不久，濟爾哈朗等一些滿洲貴族曾攻擊多爾袞在攝政期間，「不令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入朝辦事」。 多爾袞為了使漢官能夠有效地發揮作用，還嚴禁滿洲貴族欺壓污辱漢官，違者要受到處罰。順治元年，宣府巡撫李鑒劾奏赤城道朱壽鍪貪酷不法，多爾袞下令議察。朱賄囑滿臣綽書泰求阿濟格說情，阿濟格率師南討途經宣府時，便派綽書泰和總兵劉芳名脅迫李鑒釋其罪。多爾袞聞知這種不法行為後，立刻將綽書泰同朱壽鍪等人梟首棄市，將劉芳名奪職入旗，將阿濟格降為郡王，罰銀五千兩。阿濟格是比較有實力的親王，又是多爾袞的同母兄，在滿洲統治集團的內部鬥爭中，是忠於多爾袞的。多爾袞對他們任意欺壓漢官的行為做出嚴肅處理，說明多爾袞在處理滿漢矛盾上，還是比較開明和公正的。 尊孔讀經，提倡忠義：清入關前已開始祭孔，但未成定例。佔領北京後的第二個月，多爾袞即派人祭孔，以後每年的二、八月都派大學士致祭，成為整個清代所遵奉的定例。順治二年，尊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六月，多爾袞親「謁先師孔子廟，行禮」。同時把儒家著作四書五經奉為經典，列為士子必讀之書，科舉考試的八股文即取它命題。又提倡忠孝節義，把關羽作為忠君的最高典範來崇拜。自順治二年起，每年五月十三日即「遣官祭關聖帝君」。 主張滿漢人民通婚：多爾袞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為了緩和滿漢間的民族矛盾，曾主張滿漢人民通婚。順治五年，他以順治帝名義諭禮部：「方今天下一家，滿漢宮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親睦，莫若締結婚姻。自後滿漢官民有欲聯姻好者，聽之。」過了幾天，又諭戶部：「凡滿洲官員之女，欲與漢人為婚者，須先呈明爾部。……至漢官之女欲與滿洲為婚者，亦行報部；無職者，聽其自便，不必報部；其滿洲官民娶漢人之女實系為妻者，方准其娶。」多爾袞的統一中國，「滿漢一家」的思想，是難能可貴的，較之清朝其他統治者確實高出一籌。 鞏固統一 民族壓迫 多爾袞作為一個封建統治者，為了維護滿漢地主政權的特殊利益，也推行過一些落後的、民族壓迫的政策。 多爾袞在進入北京的前一日，即諭令剃髮，進京的第二天又諭令：「凡投誠官吏軍民皆著剃髮，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不剃髮者便被視為是有狐疑觀望之意，「定行問罪」。由於受到漢族人民的激烈反抗，二十二天後，多爾袞被迫取消了剃髮令。但順治二年六月，當南京弘光政權滅亡後，卻又重申剃髮令，宣佈，京城內外及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限十天，「盡令剃髮，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各州縣奉到本府限期剃髮的火票後，官吏「遍歷村莊，細加嚴查」，「違旨蓄髮，罪在必誅」。當時是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因而士民大憤，紛紛起兵反抗。 多爾袞攝政期間，還三次下令在近京四百里內進行大規模圈地。順治元年十二月，正式頒布圈地令。其中說：「我朝建都燕京，期於久遠。凡近京各州縣民人無主荒地，及明國皇親、駙馬、公、侯、伯、太監等死於寇亂者，無主田地甚多。爾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給與；其餘田地，盡行分給東來諸王、勳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東來諸王、勳臣、兵丁人等無處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區畫。」這是圈地的本意。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由於滿洲貴族堅持「務使滿漢界限分明」，滿漢土地要「互相兌換」的「圈地」政策，致使許多漢人的土地和房屋被大量圈占，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民。以後在順治二年八月和四年正月，又大規模的圈佔兩次。「圈田所到，田主登時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攜去，欲留者不敢攜」。造成很多農民「田地被佔，婦子流離，哭聲滿路」。在北京城內盡圈東城、西城、中城為八旗營地，只留南城、北城為民居，房屋被圈占者限期逐出。幾次圈地，累計達二十萬頃左右。 隨著大規模的圈地，使得喪失土地的大批漢族農民被迫依附滿族統治者，投旗為奴。多爾袞又多次下令，「聽民人投充旗下為奴」。於是，投充問題更加突出了。開始時，投充僅限於貧窮小民，後來也有帶地投充的。而一些莊頭，更「將各州縣莊屯之人，逼勒投充，不願者即以言語恐嚇，威勢迫脅。各色工匠，盡行搜索，務令投充」。還有一些無賴惡棍，本身無地，卻以他人土地冒充，而去投充，然後借旗人的保護，再危害鄉里。 為防止那些強迫為奴的漢人逃亡，多爾袞又下令制訂了嚴厲的「逃人法」。逃人法的重點是懲治「窩主」。凡逃人被獲，或鞭責或刺字而歸還原主，窩主則處死，家產籍沒並株連鄰里，而獎賞告密者。因而一些地方無賴往往勾結旗下奸人，冒充逃人，誣指平民為窩主來進行敲搾勒索，危害甚大。 在推行這些政策的過程中，多爾袞逐漸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也曾多次下令修改這些法令或停止執行，但未能徹底解決。 是非功過 試與評說 多爾袞位寵功高，擅權過甚。豪格雖然鎮壓張獻忠有功於清室，但因在繼嗣問題上和他有爭，終於在功成返京後，就被他羅織罪名，置之死地。濟爾哈朗原和多爾袞同居輔政，被多爾袞逐漸排擠，終被罷其輔政。在排除異己的同時，則任人唯親。他的同母兄弟阿濟格、多鐸，都得到重用。尤其對多鐸，待之甚厚，順治四年，封多鐸為「輔政叔德豫親王」，取代了濟爾哈朗。多爾袞勉勵他說：「汝繼予輔政，益加勤勉，斯名譽非小矣。」當時就有人議論他，「凡伊喜悅之人，不應官者濫官；不合伊者濫降」。他又將應貯大內的「信符」。貯於自己府中，國家大事也基本不向幼帝講述，完全獨斷專行。順治帝后來說：「睿王攝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國家之事，朕既不預，亦未有向朕詳陳者。」所以，多爾袞才是當時實際上的皇帝，以至當他入朝時，出現「諸臣跪迎」的場面。 多爾袞身材細瘦，虯鬚，素患風疾，入關後病情日重，常常「頭昏目脹，體中時復不快」。剛到北京時，又復一度「為疾頗劇」，順治四年以後，由於風疾加重，跪拜不便，使他時感「幾務日繁，疲於應裁」，因而煩躁憤懣，易於動怒。上上下下都怕他，據說就是達官顯貴往往也不能直接同他說話，要趁他外出過路時借便謁見。但他始終以全副精神經營清王朝的「大業」，牢牢控制著軍國重務。為此他一再令臣下，「章疏都須擇切要者以聞」，要求文字簡明扼要，不允許有浮泛無據之辭，以免徒．費精神。據多爾袞自己說，他之體弱神疲，是由於松山之戰時親自披堅執銳，勞心焦思種下的病根。其實，和他好聲色也有一定關係。他的妻子是博爾濟吉特氏，當他的哥哥皇太極死後，順治五年，他又將嫂嫂、皇太后博爾濟吉特氏娶了過來，這就是當時人稱的「皇后下嫁」；在他的侄子豪格被幽禁死以後，順治七年(1650年)正月，他又將豪格的妻子博爾濟吉特氏也娶了過來；五月，又征朝鮮女成婚。 多爾袞厚自奉養，睿王府宏偉壯麗，甚過帝居。據當時人楊義說：「墨爾根王府暈飛鳥革，虎踞龍蟠，不唯凌空斗拱與帝座相同，而金碧輝煌，雕鏤奇異，尤有過之者。」他還「服皇帝之服裝」。由於感到北京暑熱，曾下令在古北口外築避暑城，為此加派錢糧，福臨親政後，才令此工程停止。李白成退出北京時，皇宮曾毀於火，多爾袞命令修復，曾從京外弄來工匠七百名，「俱皆鐵鎖所繫」，舉一反三，多爾袞在修建睿王府、避暑城時，工匠的悲慘境遇可想而知。 滿洲貴族酷好放鷹圍獵，多爾袞亦如此。禮部議定有攝政王出獵的儀禮。順治二年，有幾個在北京的日本人曾目睹他出獵時的盛大場面，鷹就上千隻。「街上的人和其他人等都要叩頭在地等候他．通過」。順治七年十一月，多爾袞出獵古北口外，可能墜馬受傷，膝創甚，塗以涼膏，太醫傅胤祖認為用錯了藥。十二月初九日死於喀喇城，年僅三十九歲。喪還，順治帝率諸王大臣迎奠東直門外，追尊為「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多爾袞無子，以豫親王多鐸子多爾博為後。 由於多爾袞生前一直處在滿洲貴族內部明爭暗鬥的中心，又專斷權威，樹敵頗多，死後僅兩月，順治八年(1651年)二月十五日，其近侍、剛被提升為議政大臣的蘇克薩哈、詹岱，即首告多爾袞曾「謀篡大位」。於是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為首，巽親王滿達海、端重親王博洛、敬謹親王尼堪及內大臣等，合詞追論其罪，說他「僭妄不可枚舉，臣等從前畏威吞聲，今冒死奏明」。詔削爵，財產入官，平毀墓葬。有的記載說，「他們把屍體挖出來，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後砍掉腦袋，暴屍示眾。他的雄偉壯麗的陵墓化為塵土」。坐落在明南宮的睿王府同時被廢。其親信多人先後被處死或被貶革。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弘歷認為，多爾袞「分遣諸王，追殲流寇，撫定疆陲。一切創製規模，皆所經劃。尋即奉世祖車駕入都，定國開基，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被「誣告以謀逆」，構成冤案，下詔為其昭雪，復睿親王爵，由多爾袞五世孫淳穎襲爵。並配享太廟，重修塋墓，又修建新睿王府。其封爵「世襲罔替」，成為清代八家鐵帽子王之一。 縱觀多爾袞的一生，他功大於過，不失為一個值得肯定的人物。尤其是在清朝統一中國的問題上，他有著卓越的見識和膽量，是別人所不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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