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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名人 名臣賢相 智勇名將 才俊智士 揚眉女子 |
名臣賢相 隋唐五代——唐初著名的宰相——房玄齡 房玄齡是唐太宗貞觀年間的一位著名宰相。古人素有「房謀杜斷」之稱，房謀，是說房玄齡善於謀畫、杜斷，是說杜如晦決於判斷。他們二人都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重要助手。 杖策謁於軍門 房玄齡，生於北周武帝建德八年(579年)，卒於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名喬，原為齊州臨淄(今山東淄博東)人，曾祖和祖父曾歷任北魏、北齊官職，父親房彥謙，是魏、齊間的山東著名學者，所交往的知交王邵、李綱、柳或等，「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隋代著名文學家薛道衡，也十分敬重房彥廉的為人，經常與他「辭翰往來」，每當薛出差外地，都要途經彥謙處「留連數日，屑淚而別」。房彥謙具有清醒的政治頭腦，他雖曾連任北齊和隋朝的中級地方官吏，但對魏、齊、周、隋之間的長期政治動亂，十分厭倦，所以在隋文帝代周以後，曾想「優遊鄉曲」，再也不出仕做官。被迫接受隋王朝的任命後，也決不阿諛權貴，對看不順眼的事大膽提出自己的政治見解，曾經尖銳地向當時權重一時的宰相高穎和負責宮廷建築的張衡提出：對吏治要嚴於管理，對「窮極侈麗」的建築，要立刻停止，間接地也對隋煬帝的好大喜功，浪費民力提出諫勸。在他出仕幾任地方官時，對老百姓厚加慰撫，施行善政，以致被當地人民「號為慈父」。房彥謙對隋煬帝的必將覆亡，早有預感，曾對他的朋友說：「主上(指煬帝)性多忌刻，不聽意見，唯行苛酷之政。別看現在天下尚安，必有危亂。」 房玄齡出身在這樣的家庭，耳濡目染，頗傳其父遺風。他自小愛好文學，廣聞博覽，又向父親學得一手好書法，善詩能文，精通儒家經書，可以稱得上當時的一位全才。房玄齡無論在政治思想方面和道德品質方面，都是封建時代的楷模。他政治上酷肖其父，也十分敏感。隋煬帝大業年間，隋王朝還正在興旺時期，表面上「天下寧晏」，大家都以為「國祚方永」(國運長久)，而青年的房玄齡卻早看出不可克服的弊端和國家覆亡的徵兆。一天，他對父親說：隋朝本無功德，只不過欺騙百姓，現在又在皇位方面互相傾奪(指隋煬帝與其兄楊勇、弟楊諒之間爭奪皇位之爭)，貴族們「競相淫侈」。這樣的王朝終歸要矛盾百出，「內相誅夷」，其滅亡是蹺足可待的。房彥謙見小小年紀的兒子竟然有這樣一番超人的見識，不禁大為驚奇。房玄齡對於長輩恪守孝道，他的父親長期臥病不起，他「綿歷十旬」(綿延一百天)，盡心服侍藥膳，沒有脫過衣服睡覺。他對繼母也頗能盡孝，史稱對繼母「恭謹過人」，繼母病了，請醫生過門，「必迎拜垂泣」。繼母病死，傷心到不思飲食、骨瘦如柴的程度。房玄齡的品德和文才受到了當時人的十分讚賞，主管人事的隋朝吏部侍郎高孝基對人評價他說：「我看人多了，從來未見到這樣的年輕人，將來一定會成為了不起的人。」 煬帝大業十三年(617年)，李淵在太原起兵，李世民被派到渭北攻打隋軍。這時正任為隋隰城(今山西汾陽)尉的房玄齡，終於看準了時機，毅然脫離了隋王朝，「杖策謁於軍門」。當時李世民「徇兵渭北」，主要指涇陽(今陝西涇陽)、雲陽(今陝西三原西)、武功(今陝西武功西北)一帶，這一地區離隰城距離約有七、八百里之遙，房玄齡徒步追謁李世民，也是相當辛苦的。這當然也由於唐軍大得民心的緣故。《舊唐書·太宗紀》稱，李世民到渭．北的沿途，「三輔(指長安附近)吏民及諸豪猾詣(到)軍門自效者，日以數千，扶老攜幼，滿於麾下」。房玄齡正是在這樣形勢下投奔李世民的。正好此時，著名文學家溫彥博亦在李世民部下，他早聞房玄齡才名，便把他大力推薦給李世民。 李世民對房玄齡一見如故，立刻予以重用，委任他為渭北道行台記室參軍(主管軍事機要文書的起草和參謀)，引為謀主。從此，房玄齡成為李世民的左右手，跟隨三十多年，李世民即皇帝位後，終成為唐太宗貞觀一朝的賢相，聞名於後世。 秦府十餘年 房玄齡成為李世民的心腹參謀後，一心一意輔佐李世民。他比別的文臣武將更有政治眼光，看得遠，想得全面。比如，李世民在掃平諸割據勢力的戰爭中，每打勝一處，眾人都爭著搶掠府庫裡的珍珠寶玩，而房玄齡唯獨考慮怎樣收攬人才。與房玄齡齊名的杜如晦，就是因為房玄齡的盡力保護，而留在李世民幕中，後終成為股肱之臣的。《舊唐書·杜如晦傳》記載，原來杜如晦為李世民的兵曹參軍(訓練士兵的軍事參謀)，後來要被調出，房玄齡對李世民說：「府中英俊被調出的越來越多，別人都不可惜。只有杜如晦聰明識大體，是個安天下的大人才。主人若還想著經營四方，取得天下，非此人不可。」李世民聽後十分震動，感激地對房玄齡說：「你不說，我幾乎失去了這個人才」，立即把杜如晦引到身邊作為心腹人員。房玄齡有意結交許多有才能的謀臣猛將，「潛相申結，各致死力」，為李世民收羅了一批文武之材，結成了一派很大的勢力。在跟隨李世民削平群雄的戰爭中，他還注意搜集各地民情、亡隋的圖籍文書，《舊唐書·太宗紀》曰：李世民攻下王世充段達等盤踞的洛陽，房玄齡當即想到要把隋王朝留下的圖籍保存起來，以備將來治國之用。煬帝大業十四年(618年)五月，李淵在長安代隋稱帝后，李世民被封為秦王，房玄齡升任為秦王府記室，被封為臨淄侯。他的工作更忙了，秦王府的事無鉅細，他都要管，尤其是軍事和政治文書，最後都要他圈定，不少文書要他親自起草。他井井有條，才氣橫溢，史稱他：「在秦府十餘年，常典管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瞻，初無稿草」。就是說，有不少軍事文書和上奏給唐高祖李淵的表章，是在馬上即興完成的，不用草稿而文采優美，且順理成章。他如此才思敏捷，是十幾年的戎馬生涯練就的。 唐王朝建立以後，最高統治集團之間爭權奪利的鬥爭激烈起來，主要表現為皇位之爭。唐高祖的大兒子李建成立為太子，次子李世民因為戰功顯赫，也給予特殊禮遇，加號「天策上將」，位在一切王公之上。李世民的「天策府」可以自署官吏，實際上已形成一個獨立王國。雙方勢力的同時增大，必然會由此引起政治上的鬥爭。李建成對李世民的「勳德尤盛」，產生了極大疑慮；而李世民不斷樹立私黨，也加速了這種鬥爭的激化。事情終於發展到劍拔弩張的地步：有一天，李世民從太子建成處宴飲而歸，發現食物中毒，「心中暴痛，吐血數升」。這引起了秦王府的極大驚慌，大家感到直接衝突是不可避免了，李世民積極召集謀士們準備對策。 房玄齡在這場鬥爭中充當了主要謀士的角色。他早就胸有成竹，在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平定王世充時，曾和李世民一起，「微服」拜訪過一個叫王遠知的道士。王道士告訴李世民：「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惜也。」至少從此時起，房玄齡就已萌發了輔佐李世民做天下主的想法。當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間的關係激化後。房玄齡立刻找到李世民的妻兄長孫無忌商量說：「現在嫌隙已成，危機即發，大亂一起，必將危及整個國家的統治。」他建議「遵周公之事，外寧華夏，內安親社」，意即傚法周公鋤掉管、蔡那樣，除掉李建成和他的同黨李元吉(李淵四子)的勢力，這樣才可以外安華夏，內保唐王室的統治。長孫無忌把這個意見轉告給李世民，李世民召見了房玄齡，和他進一步謀劃進行宮廷政變的事宜。後來，杜如晦、高士廉，以及大將侯君集、尉遲敬德也都參加了密謀，形成為秦王府策劃政變的核心。太子李建成知道了秦王府的密謀，對房玄齡、杜如晦二人特別忌恨，於是在唐高祖面前說了房、杜二人許多壞話，唐高祖偏聽偏信，把房玄齡和杜如晦驅斥出秦王府。形勢越來越緊張，房玄齡和長孫無忌等日夜勸說李世民先行下手，他們對李世民說：「事情已經十分緊迫了。為了保住江山，應決心大義滅親。如果再當機不斷，便會坐受屠戮。」李世民覺得很有道理，在政變前夕，命令尉遲敬德將房玄齡、杜如晦化裝成道土秘密召回秦王府，經過細緻謀劃，定在公元626年的6月4日起事。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玄武門之變」。在這次武裝政變中，李建成、李元吉同時被殺。不久，唐高祖李淵自動退位，讓位給李世民，改元貞觀。這就是唐太宗。 唐太宗即位後，召集諸大臣評功行賞，太宗認為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和侯君集應當論功第一，房玄齡進爵為邢國公。這一封賞遭到了太宗叔父淮安王李神通的反對，他對太宗說：「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而今房玄齡和杜如晦，不過是刀筆之吏，竟然評功第一，臣竊不服。」太宗反駁說，房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比得上漢朝的蕭何，理當評為首功，他列舉了許多事實，使李神通無話可說。公元630-年，即唐太宗登基的第四年，房玄齡任尚書左僕射，行宰相之職。此後將近二十年，房玄齡一直連任相職，至公元648年病故。 提任總百司 房玄齡長期連任相職，一直兢兢業業，不敢絲毫懈怠。他辦事認真，雖一物一事也不疏忽。史書上稱他：「任總百司(總管政府各個部門)，虔(誠)恭(謹)夙夜(日日夜夜)，盡力竭節，不欲一物失所。」 唐太宗對房玄齡十分信任，把用人大權完全交付給他。房玄齡根據唐太宗「量才授職」、「任官惟賢」、「務省官員」的原則，對所有中央官員重新進行了審核優選，最後只留下精幹人員共六百四十員；房玄齡善於發揮別人的長處，「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他和杜如晦配合得最好，杜如晦的長處是善於判斷，史稱「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為時輩所服」。房玄齡常常和唐太宗預先作出謀劃，等待杜如晦作出判斷，用房玄齡的話說：「非如晦莫能籌之」，結果杜如晦來到時，往往都能和房玄齡的主張默契。所以史家稱說：「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彼此相輔相成。房玄齡知人善任，常常向太宗推薦新發現的人才，委以重任。唐太宗的太子晉王李治(即後來的唐高宗)宮中，有一位官居太子右衛率(負責太子宮的保衛工作)的李大亮，為人耿直，受到房玄齡的器重，他向唐太宗推薦說，李大亮有漢朝忠臣王陵、周勃的氣節，可以當大位。後來李大亮被任命為房玄齡的副手，和房玄齡共職相府。房玄齡用人不拘一格，從來對人不求全責備，也從不以己之長比人之短，而是隨其才能量人錄用，不以出身貴賤為限。這一用人政策在當時是比較可取的。 房玄齡任相期間，是唐太宗的得力助手，事無鉅細，想得周到慎密。古人說他在相位時，「貞觀之盛，群材蟻附」，這自然與他任人唯賢有關。但當重要部門，一時英才難選時，他又寧缺毋濫，自己先承擔起來。史稱，有一個時期，管理財政的度支部門缺少合適的人選，房玄齡「寧虛其位，而不以與人」，因為這是「關天下利害』，「民力所繫』』的要害部門，是決不可交付給「聚斂之臣』』的。這種「寧受吝權之譏，而不忍冒昧以與下」的精神，可謂用心良苦。也正由於此，房玄齡堪稱為貞觀之治時期的良相。房玄齡忠心輔佐唐太宗，需要他過問的事情很多，從《貞觀政要》的若干條記載看，他不僅要過問吏治，經常審查司法的得失，還要知悉武庫甲仗的多少，以及宮室營造等細務。其所謂「事無鉅細，鹹當留意」。對這一切，房玄齡都很認真，雖略小有不察，都覺得是自己的過失。 房玄齡在唐太宗左右，雖不像魏征那樣成為剛直不阿的諍臣，但覺得有不當處，也經常向唐太宗當面提出意見。例如貞觀十七年(643年)，唐太宗問周圍的大臣：自古草創之主，至於子孫，多亂何也？房玄齡在一旁答道：那是因為幼主生長深宮，少居富貴，未識人間情偽和理國安危的緣故。以此來警戒唐太宗不要過於寵愛子孫。自太宗貞觀十六年(642年)開始，到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對高麗進行了多年的戰爭，這一戰爭給人民帶來很大負擔，貞觀十九年一次戰役，僅戰馬就死掉了十之七八。連唐太宗自己也深為後悔，曾說過假如魏征還活著，一定不讓進行這次戰爭。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又打算再次東征。這時房玄齡已經重病纏身，唐太宗出征前，他仍然不顧重病，書寫諫表，上呈太宗。他對兒子們說：「當今天下安靜，各得其所，唯東討高麗，將要成為國家大患。吾知而不言，會銜恨入土，死不瞑目的。」此表寫得十分誠摯懇切，使唐太宗十分感動，歎息道：「此人危篤至此，．尚能憂我國家，實在難得。」 正由於房玄齡對唐太宗忠心耿耿，當時君臣上下對他都十分尊重，唐太宗遇有什麼大事或難以解決的事都要隨時詢問他。貞觀七年(633年)唐太宗將任命一名關內道的黜陟使(代表中央去地方檢察不法的官吏)，就親自向房玄齡請教。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要任命李緯為民部尚書，也派人去徵求房玄齡的意見，房玄齡沒有表示肯定意見，「但雲李緯好髭鬚」，唐太宗便因此作罷。可見房玄齡在貞觀一朝所受尊敬的程度。群臣對房玄齡評價亦很高，貞觀時與魏征同時號為諫臣的王圭，曾對唐太宗評價房玄齡說：「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 房玄齡對「貞觀之治」還有一項較大貢獻為：主持了對經籍圖書的搜集整理，主持了《晉書》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編寫，還主持了唐朝國史的編纂。早在李世民身為秦王之時，在他周圍就聚集了許多著名文士，號曰「秦府十八學士」，而房玄齡為十八學士之首。太宗貞觀四年(630年)，為了適應科舉考試的需要，太宗決定組織人力校刊統一的《五經定本》，最後由房玄齡召集諸儒「討論得失」，最後統一頒定。唐太宗十分重視歷史經驗，從貞觀三年(629年)便著手對兩晉、北齊、北周和梁、陳、隋六朝史的編纂，房玄齡是齊、周、梁、陳、隋五朝史的總監，是《晉書》的監修。五朝史修成於貞觀十年(636年)，《晉書》最後完稿於貞觀二十年(646年)。從貞觀三年(629年)起，房玄齡還擔任了唐國史和實錄的主編和監修。在修本朝史時，房玄齡主張秉公直書，不得曲阿。《貞觀政要》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貞觀十四年(640年)，太宗要想看一看修的國史，對房玄齡說：「為什麼自古來當代國史，皆不令帝王親見之？」房玄齡答道：「國史既善惡必書，可能書寫到人主的非法之處，理當不讓皇帝親見。」唐太宗解釋說：他想看國史別無他意，只是為了鑒戒自己，房玄齡和魏征才同意他看了。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齡終於一病不起。病勢沉重時，唐太宗和他見了一面，「太宗對之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能自勝」，足見君臣二人感情之深厚。臥床期間，唐太宗不斷派人探望，臨死前，太宗又親臨與之握手敘別。死時，房玄齡年七十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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