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歷史名人 名臣賢相 智勇名將 才俊智士 揚眉女子 |
名臣賢相 先秦時期——商人出身的秦國宰相——呂不韋 秦王政八年(前239年)，在秦國都城咸陽傳出了轟動一時 的消息：權勢顯赫的秦國相邦(宰相)呂不韋把他主編的巨著 《呂氏春秋》公佈在咸陽市門，並懸賞「有誰能增改一個字，就賞 予千金」。儘管重賞的消息很快傳遍國中，卻沒有人敢出來改動一 字。這時，呂不韋在秦國似乎是獨一無二的「理論權威」了，權 勢達到了頂峰。可是淮曾料想，僅僅事過兩年，呂不韋就被宣佈 與一起宮廷政變有牽連，被秦王政下令奪官，流放到蜀地去了。不久，呂不韋聲流放途中自殺。 呂不韋是我國歷史上一位少有的商人出身的大政治家。他是怎樣登上政治舞台的？他在政治上有什麼作為？他又是如何在風虧變幻的政治鬥爭中遭到失敗的？要講清這些事實，我要從秦王政八年(前239年)再往前追溯半個世紀。 富商大賈 秦國相邦 呂不韋是衛國國都濮陽人(今河南濮陽西南)，約生於趙惠文王九年(前290年)至趙惠文王十九年(前280年)之間，卒於趙王遷元年(前235年)。關於他的家世史無記載，很可能出生在一個珠寶商人家庭。呂不韋成年後就奔走於各國經商。後來他行商到韓國，成為陽翟(今河南禹縣)「家累千金」的巨富。他是怎樣搖身一變，成為政治上的顯赫人物？對這段史實《史記·呂不韋列傳》和《戰國策·秦策》都有大體相同的生動記載。戰國時代隨著農業、手工業的發展，私營商業日益興盛，商人十分活躍。有的身居顯位的卿相也棄官經商。在這些大商人中不乏有政治頭腦的人物。有些商人主張用兵家之道來經商，呂不韋卻別具一格，是用經商之道來從政的。秦昭王四十二年(前265年)，呂不韋經商來到趙國都城邯鄲，由於他對政局一向關心，當遇到秦國公子異人時，便產生了投身政治的想法。異人是秦國安國君的兒子、秦昭王的孫子。安國君正在這一年被立為太子。安國君有二十多個兒子，異人不是長子，他的生母夏姬也不受寵愛。異人被送往趙國當人質，他雖然貴為王孫，但派往敵國，處境就很危險。由於秦國多次攻趙，異人在趙國很受冷遇，車輛日用都較簡陋。呂不韋根據「人棄我取」的生意經，認為異人「奇貨可居」，是一個可以收買，進行政治投機的對象。據《戰國策·秦策五》記載，為此事，呂不韋曾回家與他父親商量。呂不韋問他父親：「耕田能獲幾倍的利？」他父親說：「十倍的利。」呂不韋又問：「經營珠玉能贏幾倍的利？」他父親說：「百倍的利。」呂不韋再問：「幫助立一國之主，能贏幾倍的利？」他父親說：「無數的利。」呂不韋得出結論說：「現在努力耕田，不能保證吃飽穿暖，而幫助立一國之君，得到的好處，可以傳之後世，這種大有利可圖的事，何樂而不為呢!」看來，呂不韋和他父親對經商和政治投機都是滿在行的。 於是呂不韋主動去拜訪異人，自稱說：「我能叫你飛黃騰達。」異人當他是開玩笑，說：「你自己發財還來不及，怎麼顧得上我呢？」呂不韋說：「你不知道，只有使你先發達了我才能發達。」異人聽出他話中有話，就請他坐下深談。 呂不韋說：「秦王老了，安國君做了太子。聽說安國君最寵愛華陽夫人，只有華陽夫人能立繼承人，但她又沒有兒子。你兄弟二十多人，你排行中間，又長期在外作人質，關係疏遠。一旦大王去世，安國君做了秦王，你哪有機會去爭做太子呢？」 異人說：「是啊!可我又有什麼辦法呢？」呂不韋說：「你客居此地：，景況不好，沒有孝敬長輩結攣賓客的力量。我儘管不富裕，但可以拿出『千金』去西遊秦國，活動安國君和華陽夫人立你為繼承人。」異人昕了喜出望外，當即向呂不韋叩頭稱謝，並表示如果這個計策能實現，「一定把秦國分一半給你，與你共同治理。」兩人談妥後，呂不韋先送「五百金」給異人，讓他廣結賓客，再甩「五百金」買了一批「奇物玩好」，自己帶到咸陽，走華陽夫人姐姐的門路。他把這批寶物送給華陽夫人，又說了一通異人在趙如何賢明，日夜思念太子和夫人。夫人聽了大喜，也對異人產生了很好的印象。 呂不韋看到時機成熟，就讓華陽夫人的姐姐去說動夫人。這套說辭經過呂不韋指點，針對華陽夫人的心病，說得入情入理。其大意是這樣的：「女人靠美貌得到寵愛，年老色衰就會失寵。只有乘受寵時，確立自己的兒子作王位繼承人，這樣丈夫去世之後，自己才不會失勢。現在夫人沒有親生兒子，就應當及早在公子中物色一個，推舉為繼承人。現在異人主動來依附夫人，如果及時提拔他為繼承人，他自然感激不盡，夫人在秦國的地位便永遠不會動搖了。」 華陽夫人被說動了，就在安國君耳邊吹風，說異人如何賢德，一定要立他為繼承人。安國君終於同意，刻玉符起誓，確定異人為繼承人。他們不斷送錢財給異人，並聘請呂不韋做異人的師傅。異人回到秦國去見華陽夫人時，呂不韋知道這位夫人原籍楚國，就叫異人穿楚服進見。夫人見了非常高興，當場叫他改名為子楚。呂不韋新娶年輕貌美能歌善舞的邯鄲女子趙姬，懷了身孕。在一次酒宴上，子楚見到趙姬，驚其姿色之美，乘勸酒的機會，向呂不韋索要。呂不韋十分生氣，但轉念一想，自己為了子楚把家產全都搭進去了，這個女人說不定還有大用哩，於是把趙姬獻給了子楚。據說，趙姬隱瞞了懷孕的事情，到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年)正月，這個女人生了個兒子，取名叫政，這就是後來的秦始皇。秦孝文王元年(前250年)安國君即位為秦孝文王，但登上寶座剛三天就去世了。異人繼位，是為秦莊襄王。按照原來的約定，就讓呂不韋任相邦，這樣秦國的大權開始操在呂不韋手中了。 呂不韋這次政治投機，主觀動機是為了追逐巨額贏利，求得傳之後世的寵幸。也是為了在政治上有一番作為。但從其客觀效果來看，對穩定秦國的政局是有重要意義的。秦國歷史上曾多次出現過國君去世，諸子爭奪王位的內亂。秦孝文王過早去世，給秦國政局帶來危機，由於及早確立子楚為王位繼承人，才使秦國政權順利轉移到華陽太后、子楚、呂不韋手中，避免了內亂。子楚即位後三年又死了，繼位的太子政僅十三歲。五年之間，秦國三易其主，現幼主新立，如果處置不當，還會出現動亂。在這緊要關頭，呂不韋再次出任相邦。秦莊襄王三年(前247年)，他以三朝元老和「仲父」的身份，輔孤理政，再次穩定了秦國的政局。經幾代人的努力，此時秦國已是戰國七雄中最強的國家，由秦來完成統一已是大勢所趨。這樣秦國的政局穩定與否，就會關係到統一中國時間表的前後推移。面臨這樣的歷史條件，呂不韋又作出了正確的抉擇。他穩定國內後，就把完成統一大業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他自稱「仲父」的用意就在此。春秋初期齊桓公用管仲輔佐，成就霸業，齊桓給管仲的尊號就是，「仲父」。呂不韋是要秦王政象齊桓公對待管仲那樣尊重他，他就可以幫助秦王政去完成統一的歷史使命了。 積極推進統一中國的大業 秦孝文王二年(前；249年)，莊襄王即位，呂不韋為相邦，封「文信侯」，從這時到韓王安元年(前238年)秦王贏政二十二歲親政以前，秦國的軍政大權就一直握在呂不韋手中。在這十二年中呂不韋為推行秦國統一全國的大業制訂了政策，採取了有力措施： 在政治上呂不韋主要作了兩方面的事：一是注意起用老臣宿將，調整好統治集團內部關係，以穩定國內的統治秩序；二是注意發現、薦舉人才，讓這些人才在統一大業中發揮作用。呂不韋是一個有見識的政治家，任相之初，「委國事大臣」，自己並不獨攬大權。他注意起用昭王以來的一些老臣宿將。如老臣燕人蔡澤，曾因受人攻擊，早已被迫告老稱病。秦王政即位後，呂不韋又請他出山，參於朝政。後請他出使燕國，促成了秦燕連橫。王齔、蒙騖這些昭王時的名將，呂不韋也繼續委以重任，使他們在兼併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呂不韋還十分注意不拘一格，選拔人才。他任相後招致賓客三干人，目的就是網羅人才，組成一個計謀統一的「參謀部」。司馬遷曾說呂不韋「招致賓客遊士，欲以並天下」是說出了問題的實質的。在呂不韋主編的《呂氏春秋》中，就非常強調舉賢人對治國、平天下的重要性。《慎行論》中說：「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古之有天下者……其所以得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都是說明得人才對得天下的重要。《呂氏春秋·士容》還講了一則「狗乃取鼠」的故事，說有一個人為了讓一隻能捕獐麋豕鹿的好狗，執行貓的任務——捕鼠，就用夾子夾住這隻狗後腳。嘲諷了壓抑人才的社會現象。呂不韋不僅對人才問題十分重視，自己還發現引薦了不少人才。如後來當上秦始皇宰相的李斯，原是楚國上蔡的一個平民，戰國末年入秦，為呂不韋門客。呂不韋發現他有才幹，任為郎官(宮廷侍衛)，李斯才得以出入宮廷，有機會向秦王獻上「滅六國、成統一」的計策，從而逐步受到重用。十二歲的少年甘羅因有奇才，也受到呂不韋破格重用，派他出使趙國，說動趙王割五城與秦，再聯秦攻燕，掠地以償。趙王后又獻十一城於秦。甘羅因功封為上卿。 呂不韋認為對人才委以重任後就要賞罰嚴明。賞罰要不憑關係親疏、個人好惡，而要考其實績，做到因功授爵，賞罰必當。儘管在事實上他不可能真正做到事事賞罰嚴明，但提出這些主張，對整頓秦國吏治，加強國力是起了作用的。 在經濟上，呂不韋強調重視農業，興修水利，增強實力。《呂氏春秋》中就有專講農事的《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篇文章。《上農》就是重農的意思，這篇闡述了農業與政治的關係。《任地》總結了精耕細作的十個問題。《辨土》講如何使用土地，改良土質。《審時》講莊稼與時間季節的關係。這些文章總結了戰國以來農家的新經驗；這足以說明呂不韋對農業的重視，也說明他和他的一些謀士對農業生產也是懂行的。呂不韋從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需要出發，認為只有重視農業，才能使民風純樸，百姓易於驅使，邊境得到安寧，君主的地位受到尊重，進而達到「並天卞』的目的。為此他強調國家必須勸民務農，不奪農時，用政策法令保證農業生產的進行。呂不韋還注意興修水利，他第二次任相期間，修建了著名的鄭國渠，大大改善了關中地區的灌溉條件，明顯地提高了產量。這雖然增加了地主階級的剝削量，但也帶來了「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的歷史成果。呂不韋採取上述政治經濟措施，使秦國政局穩定，國力增強，比東方六國明顯地古了優勢，為秦的統一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秦統一六國，主要是通過兼併戰爭來實現的。自商鞅變法以來，秦國就在兼併戰爭中不斷取得勝利。呂不韋任相後，堅持用兼併戰爭來實現統一，在軍事理論上提出了一些卓越的見解，在作戰指揮上也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呂氏春秋》中有七篇文章對兼併戰爭中的軍事理論問題作了探討，這些文章汲取了春秋戰國時期兵家的研究成果，並有所發展。呂不韋用這些軍事理論指導了作戰行動。 呂不韋及其謀士突出地闡明瞭秦進行兼併戰爭的必要性，駁斥了反對統一戰爭的「非攻」、「救守」學說。「非攻」之說最早是墨家學派提出來的。在戰國前期，它反映人們要求擺脫戰亂，求得安定的善良願望，但到戰國後期，這個學說被用來反對秦的統一戰爭了。「非攻」就是鼓吹停止軍事進攻，實際上是反對秦軍的進攻；「救守」就是呼籲受到秦國威脅的國家聯合起來互相救援防守。《呂氏春秋》提出的一套戰爭觀認為：戰爭是源於人類的本性的，是自有人類以來就存在的現象，因此戰爭是「不可禁，不可止」的。這套戰爭觀當然不是科學的。因為戰爭只是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在有了私有財產和階級以後才產生的，戰爭也不是人類的天性。但是《呂氏春秋》指出當時兼併戰爭的不可避免，這還是正確的。呂不韋認為既然兼併戰爭不可避免，那麼就不應當籠統地反對一切戰爭，鼓吹什麼「非攻」、「救守」，而是應當首先區分戰爭的「義」與「不義」。在《呂氏春秋·禁塞》中明確指出：「現在不分別義與不義，而爭著去採取救援防守的策略，不義的事沒有比這更大的了，害天下人民的事，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分清義與不義之後，對不義之兵來說，不論是攻、是守都是不可取的；對義兵來說，即使是攻伐，也是無可非議的，而且應予大力支持。當然呂不韋是站在秦國新興地主階級的立場上來區分戰爭的「義」與「不義」的，但是他強調對不同的戰爭應取不同的態度，這是符合當時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的。呂不韋等人就是這樣論證了秦進行兼併戰爭的必要性和正義性的。他們大聲疾呼秦國發兵是「誅暴救民」，是「天下良藥」，是義兵，不能因為會帶來死亡、破壞而廢止戰爭，鼓吹什麼「偃兵」，就像不能因為有噎死的人就「禁天下之食」，有淹死的人就「禁天下之船」一樣。 和戰國時期一些兵家一樣，呂不韋也認為戰爭的勝負要取決於民心的向背。「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只有得民心，從民欲，才能獲得民眾的支持，取得戰爭的勝利。更進一步的是，呂不韋提出為了爭取民心還要講究對敵國人民和軍隊的政策。開戰之前，就應當明確宣佈，戰爭是為了誅殺不稱職的君王，消滅百姓的仇敵，而不去殺傷無罪的人民和殺死戰俘。對歸向的敵國官吏應予賞賜。進入敵境後應宣佈「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秦國過去「以斬首為勇」的傳統法家政策，這當然是比較開明進步的。因為這不但可以減少統一戰爭中的阻力，也會起到保護人民生命財產，保護社會生產力的作用。儘管這個政策在秦國並未貫徹到底，但是這個政策的提出是應予肯定的。 《呂氏春秋》還論述了軍隊士氣、裝備在戰爭中的作用，認為士氣高低是戰爭取勝的關鍵，裝備兵器不可忽視，但不能作為取勝的唯一條件。要提高士氣就要「愛士」，關心其饑寒，使之「樂為其君死」，同時要注意選拔良將帶兵，這樣才能戰鬥取勝。 對於作戰的戰略、戰術，呂不韋及其謀士主張用威勢來制服敵人，力爭做到不戰「敵已服」。如果交戰的話，主張採用「急疾捷先」的機動戰略，要「知時化」，「知虛實」，隨著敵情變化制定戰略戰術。這些軍事思想都是比較高明的。正是在這種軍事思想指導下，呂不韋在推進秦國的兼併戰爭中能比較順利地取得許多重大勝利。 具體來說，呂不韋在任相期間，在軍事上取得了如下進展。(一)攻滅東周。秦莊襄王元年(前249年)，呂不韋任相不久，就親自出馬，攻滅了東周(戰國時周天子所屬的另一封國)，從此「東西周皆入於秦」。東周最後一個屬國的滅亡，不僅使秦取得了河南(今河南洛陽)等通往東方的戰略要地，而且結束了這個延續八百餘年的天下共主的最後統治，使秦取得了統一天下的合法地位。 (二)輔佐秦莊襄王繼續蠶食三晉。滅東周後秦國即派兵繼續向東伐韓取成皋(今河南滎陽西北)，建立三川郡(黃河、洛水、伊水之間)。從此秦佔有了中原心臟地區，秦邊界逼近魏都大梁(今河南開封)。秦莊襄王元年(前249年)秦莊襄王二年(前248年)秦完全佔有了韓、魏上黨郡(今山西東南部)，並北向攻趙，取得三十七城，建立太原郡。從此秦佔有太行山以西地區，並控制了進出太行山的要道。 (三)秦王政三年(前244年)，呂不韋代理朝政後，又主持發動對三晉的大舉進攻。這年蒙驁伐韓取得十三城。次年又伐魏取得二城。再次年又分兵三路向魏進攻，一共取得二十多城，使魏都大梁處於秦的三面包圍之中。秦建立了東郡。下一年，秦又伐魏取得朝歌(今河南淇縣)和衛的濮陽，把衛君角遷到野王(今河南沁陽)作為秦的附庸。秦王政九年(前238年)秦又攻得魏的首垣等地，擴大了東郡。東郡從三川郡以東，沿黃河南岸向東伸展，橫插在趙、魏、齊三國之間。從此秦的領土和齊接界，切斷了趙和魏、韓兩國之間的聯繫，東郡就好像一個楔子打進了東方各國之間，造成了秦分割三晉，可以各個擊破的態勢。 同時，在呂不韋主持下，還妥善應付了戰國時代東方五國最後兩次合縱攻秦。莊襄王三年(前247年)，當秦建立三川郡和太原郡，準備大舉伐魏時，魏信陵君自趙返魏，聯合魏、韓、趙、燕、楚五國之兵以抗秦，一度把秦將蒙驁擊退，但未能挫傷秦的實力。為了扭轉這種局面，秦派人以重金離間信陵君和魏王的關係，魏王派人代信陵君將兵，信陵君從此引退，五國合縱抗秦也隨之瓦解。秦王政六年(前241年)，由於秦兼併戰爭迅速發展，由趙將龐嬡再次組織韓、魏、趙、燕、楚五國合縱攻秦。進抵函谷關時，被秦軍擊敗。此後楚國為避開秦軍鋒芒，把國都由陳(今河南淮陽)遷到壽春(今安徽壽縣)，從此山東諸國面臨各個被擊破之勢，再也無力合縱抗秦了。 呂不韋任相期間繼續執行「遠交近攻」的傳統作戰方針，滅東周、伐三晉，屢戰屢勝。兼併了大片土地，版圖在六國中已首屈一指，造成了分割包圍三晉的態勢，使三晉朝不保夕，為最後消滅六國作好了準備。 創立新的大一統學說 隨著秦軍向東的勝利進軍，秦國即將統一中國的大趨勢已開始明朗。作為秦國相邦的呂不韋必然要研究完成統一中國的軍政策略，以及統一後封建國家如何進行統治的問題。在呂不韋領導下，集中賓客三千人，命眾人著書，於秦王政八年(前239年)編，成《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分為《十二紀》、《八覽》、《六論》三個部分，加上《序意》共有一百六十一篇論文。但現僅存一百六十篇文章。這—是我國第一部有組織，有計劃，集體編寫的文集。這部書內容豐富，不僅論述了哲學、政治、軍事和道德、倫理等問題，也包括不少歷史和自然科學知識。它內容龐雜，類似後來的百科全書。在，理論觀點上，它對先秦的儒、法、道、墨、兵、農、陰陽五行各派，兼包並容，有取有捨。所以儘管不少人稱《呂氏春秋》為雜家代表作，實際上它卻是龐而不雜。它已融匯諸子，後來居上，自—成一家了。下面著重談談從《呂氏春秋》中反映出來的呂不韋的政治學說。 呂不韋的政治學說，就是新的大一統學說，主要內容是： (一)在理論上主張博采百家，化眾為一，建立新的統一的思想體系。 戰國末年隨著經濟、政治趨向統一，反映到思想界也出現了從百家爭鳴到百家互相滲透，互相溶合的傾向。但是無論墨、儒、法等各家仍多主張斥異說，定一尊，即用自己一家之說去代替百家之說。而呂不韋主張的統一思想卻是要化眾為一，即要突破各學派的狹隘界限，「假人之長，補己之短」。要不拘一家，旁征博采，形成新的統一的思想體系。對此《呂氏春秋·用眾》有一個生動的比喻：「天下本來是沒有純白的狐狸的，但是卻有純白的狐裘，這是從許多較白的狐狸皮裡挑取來的。能夠向眾人吸取長處，這就是三皇五帝建大功成大名的原因。」《呂氏春秋》正是按照這一指導思想博采眾長的。比如它承繼了儒家「德政」、「重民」的思想，卻摒棄了儒家一些不切實際的說教；它吸收了法家「變法」、「耕戰」的主張，卻反對法家一味強調「嚴刑峻法」；它批判墨家「非攻」、「救守」之說，但主張「節葬」、「尊師」等又源自墨家。看來《呂氏春秋》確實不是諸子學說的隨意湊合，而是有其取捨的，取捨的標準就是如何有利於大一統封建王朝的建立。儘管《呂氏春秋》由於出自眾人之手，難免有前後矛盾、重複之處，但它確實已融會百家之長，成為一個新的統一的思想體系。呂不韋認為建立這種思想體系是關係到國家安危的大事。應當說，這種思想體系的內容會隨著歷史發展而失去其意義，但他建立這種思想體系的方法卻是包含著科學、合理的因素，今天也會給人以啟示。(二)在政治上主張建立以天子為首的統一的封建王朝，結束分裂割據的局面。 和戰國時期許多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一樣，呂不韋也看到了歷史發展的趨勢，是積極主張結束分裂，謀求統一的。《呂氏春秋》認為戰國由於分裂割據，成為一個「詐術並行，攻戰不休」的「亂世」，百姓苦不堪言。他明確提出「一則治，兩則亂」，認為社會治亂安危是與國家的統一還是分裂密切相關的。《呂氏春秋》打過一個比方：如果駕馬車用四個人，各人使的勁不一樣，馬車連趕出大門都不可能。所以治國就更不能割據稱雄，分庭抗禮了。「執一而萬物治」，統一是國家社會治安的先決條件。這種認識當然是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也是符合飽受戰亂之苦的人民要求的。怎樣實現統一？除了前面提到的依靠義兵征伐之外，《呂氏春秋》：認為最緊要的就是重建以天子為首的統一王權，來結束分裂割據狀態。「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強者勝弱，眾者累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呂不韋甚至認為天下大亂，百姓窮苦是王者創立新王朝的絕好機會，要建立統一的新王朝，必須瞭解人民的痛苦、意願，爭取人民的歸向。 (三)主張實行中央集權，傚法自然，統一政令。同時也主張對君權作必要的限制。 《呂氏春秋》認為，即將建立的統一的新王朝必須依據十二月令的自然變換，採取相應的政治措施。這自然是受了「天人相應」哲學的影響，但也是為了借助「月令」這個圖式，有效地統一政令。「月令」根據每個月氣候和生物、農作物生長的情況，制定了保護農業、手工業、林業、漁獵業的政策，這是有一定科學依據的。至於按照春、夏、秋、冬四季，規定統治者在政治、軍事、宗教、教育方面要採取什麼行政措施，就有些過於機械了。 為了統一政令，呂不韋是主張中央集權的，即所謂「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執一就是中央集權的意思。為了實現中央集權，呂不韋認為必須「正名分」，即建立新的、統一的、封建等級制度。他把這看作是駕馭臣下的繩索。呂不韋也贊同法家提倡的君主必須有「權勢」、懂「君術」的主張，但又認為對君權要有必要的限制，宣揚道家的「清靜無為」之說，勸君主不要事事躬親，而要著重選官用人，讓臣下去竭誠盡力，即所謂「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呂不韋既強調君主集權，又強調君主無為，這似乎是很矛盾的，其實，這正是秦國當時政治生活中現實矛盾的反映。就對外而言，秦國要統一六國，削平群雄，當然要主張中央集權，要講「君勢」、「君術」。但是統一以後，內部君權與呂不韋這個「仲父」的矛盾很快就會突出出來。所以呂不韋又不得不求助於道家學說，主張虛君制，主張君主無為而治，甚至歌頌禪讓制，唱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的高調。這些當然是說給秦王政聽的，就是要秦王政成年親政後，能當個無為而治的君主，這樣呂不韋就可以繼續大權在握，長享富貴了。表面十分矛盾的說法，統一在呂不韋現實的政治需要之中了。當然後來歷史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按照呂不韋的主觀願望去發展，而是走向了他願望的反面。 (四)在施政方針上，呂不韋主張以「德治」為主，法治為輔。即所謂「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即治國要把行德、行義放在首位，反對法家單純強調刑罰的統治方法。實際上就是要把政治教化與暴力鎮壓結合起來。 呂不韋創立的新的大一統學說，是戰國時期經濟政治發展的反映，它適應了正在從事統一事業的秦國新興地主階級的要求，為秦的統一事業作了輿論準備，提供了理論根據。為我國古代政治思想增加了新的內容，對後世也有深遠的影響。 呂不韋與秦王政的衝突 隨著秦國統一戰爭的不斷勝利，呂不韋的權勢也日益擴大，取得的封地也越來越多。他最初「食藍田十二縣」，後來又「食河南、洛陽十萬戶」，接著燕國又送他河間十城作為封邑。呂不韋這樣擁有三大食邑和「家僮萬人」，是秦國以來相邦所未有的。呂不韋預期的「無數之利」似乎是全部兌現了。但是呂不韋是：—個外來的客卿，現在權勢如此大，財富如此多，不能不引起秦王室的忌恨。於是秦王政與呂不韋為爭奪最高政治權力的鬥爭就不可避免了。 秦主政八年(前239年)，贏政二十一歲了，按照秦國慣例，明年就要舉行冠禮，開始親自執政了。如前所述呂不韋不早不晚，就在這一年，把早已開始編纂的《呂氏春秋》拋出來了。很明顯，這是做給秦王政看的；是要借此表明自己是秦國真正的理論權威，要秦王政親政後，能按照他制定的施政方針行事。 但是秦王政卻偏偏不是呂不韋所希望的那樣順從的君主。他生性專斷驕橫又雄才大略，根本不會聽從呂不韋的擺佈，也絕不會容忍呂不韋的權勢。呂不韋和秦王政都主張統一，這使他們都成為中國歷史上傑出的人物，但是在哲學觀點、政治學說和其它政治傾向上兩人是有不同的。秦王政十分信仰法家韓非的政治學說，這與呂不韋的政治學說不少地方是針鋒相對的。韓非反對「太臣專權」，認為這會造成「主失勢而臣得國」。而呂不韋正是個專，權的大臣。韓非反對講「仁義」，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以斬首為勇」。而呂不韋是主張講仁義、講義兵、反對只講嚴刑峻法、反對殺無罪之民的。呂不韋主張國君要「處虛」不必過問具體政務，而秦王政卻主張所有國家大事，包括一切刑事案件，都要由他專斷……權力的爭奪、政見的分歧，看來是無法彌合的。 而這一衝突的爆發，其導火線卻是「嫪毒事件」。事情是這樣的：太后趙姬年輕守寡，時常與呂不韋來往。眼看著秦王政漸漸長大，而太后淫亂不已，呂不韋恐怕禍害到自己，於是找到一個陽具很大的叫做嫪毒的人當舍人。在一次玩樂時，呂不韋讓嫪毒以陽具轉著桐木的小輪作表演，並有意把消息傳給太后。太后果然想得到嫪毒。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呂不韋又使人將嫪毒的鬍鬚拔去，冒充宦者，送進宮中，侍候太后。太后與嫪毒歡愛無比，不久懷孕，怕別人知道，就搬到雍地（今陝西鳳翔）居住。嫪毒隨時侍奉於太后左右，得到許多賞賜，受封為長信侯，得到山陽和河西、太原兩郡作封地。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騎射、圍獵，縱情享受。朝中之事不管大小，都由嫪毒決定，他有家僮數千人，門客一千多人。河西太原郡也改成了毒國。他還和太后密謀：嬴政一死，就把私生子立為繼承人。 秦王政九年（238BC），嫪毒在內宮與人下棋賭酒，酒醉發生爭鬥，嫪毒瞪眼呵斥道：「我是大王的假父，你是什麼東西，竟敢與我打鬥？」此人氣憤不過，向秦王揭發：「嫪毒是假宦官，經常與太后淫亂，生了兩個孩子，都藏起來了。他還與太后合謀：『王即薨，以子為後。』」秦王政下令官府調查，具得情實，嫪毒狗急跳牆，發動叛亂，被秦王政平定。九月，誅滅了嫪毒三族，殺死太后生的兩個兒子，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並且將太后軟禁於雍地。事情牽連到呂不韋，秦王念呂不韋輔佐先王功勞很大，又有許多賓客辯士為呂不韋說情，才沒有將其下獄。 秦王政十年（237BC）十月（秦以十月為歲首，十年十月，與九年九月只差一月），由於嫪毒事件的牽連，呂不韋被免去相國職務，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而將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邀聘文信侯。秦王政恐怕出現變亂，於十二年賜書呂不韋道：「你對秦國有什麼功勞，秦封你為文信侯，食邑十萬戶？你與秦有什麼親屬關係，卻號稱「仲父」？你和你的家屬都要遷到蜀地去！」呂不韋見大勢已去，事情已無可挽回，害怕被誅殺，於是飲鳩酒自盡。呂不韋死後，他的門客偷偷埋葬了他。嬴政知道後，又分別對他們作了處罰。這場鬥爭以秦王政的勝利而告結束。 秦王政似乎是取得了全勝，親自掌權後更是把《呂氏春秋》拋在腦後。他遵循法家韓非的思想，固然使他加速了統一的步伐，立下了不朽的功勳。但是他濫用民力，強徵賦役，嚴刑峻法，濫殺百姓，又很快加劇了國內的階級矛盾。以致秦始皇死後不久，秦朝就滅亡了。這當然又是秦始皇始料所不及的。有的史學家認為，如果秦始皇採用《呂氏春秋》作為他的施政方針，秦王朝或許會長治久安的。西漢初年鑒於秦王朝速亡的教訓，統治者不得不採用「清靜無為，與民休息」的黃老之說，使漢初的政治安定、經濟恢復。這也可以證明《呂氏春秋》的政治學說在封建大一統的各色理論中，並非是一無可取的。 總起來看，呂不韋作為戰國後期由分裂走向統一這一歷史轉變時期的封建地主階級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歷史地位和歷史功績是不容抹殺的。他兩任秦國相邦，主持朝政，在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方面為秦統一準備了有利條件，打下了基礎。他主持編寫的《呂氏春秋》為封建大一統的理．論作了新的探索。儘管他和秦始皇政見有所不同，．又發生了激烈的權力衝突，但是事實說明秦始皇的統一與呂不韋的功業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呂不韋作為一名由商人躍上政治舞台的封建地主階級政治家，固然表現了唯利是圖、貪求權勢的階級歷史局限性。但總其一生，他對秦統一事業的貢獻是巨大的，他不愧為中國古代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