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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名人 名臣賢相 智勇名將 才俊智士 揚眉女子 |
才俊智士 清代傑出的藝術家、文學家——鄭板橋 鄭板橋，名燮，字克柔，因排行第二，自稱鄭大、鄭大郎。板橋是其號，或題板橋居士、板橋道人，晚年自署板橋老人。他是清代傑出的藝術家、文學家。 鄭板橋生於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卒於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終年七十三歲。綜觀其一生，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四十四歲以前，在貧困中成長；四十四歲以後至六十一歲以前，中舉做官；六十一歲以後，賣畫終老。 家業衰敗 刻苦求學 鄭氏祖上本屬書香門第，先世原居蘇州，明代洪武年間始遷揚州府屬興化縣城東之汪頭。曾祖鄭新萬，字長卿，是個庠生。祖父鄭湜，字清之，是個儒官。父親鄭之本，字立庵，號夢陽，是個品學兼優的廩生，先後教授過幾百名生徒。舅父汪翊文，奇才博學，隱居不仕。生母汪氏，在鄭板橋出生三歲時就去世，故鄭板橋有「我生三歲我母無，叮嚀難割襁中孤；登床索乳抱母臥，不知母歿還相呼」的淒惻詩句。以後，父親娶繼室郝氏，對鄭板橋也很疼愛，他在《七歌》中追念：「無端涕泗橫欄干，思我後母心悲酸，十載持家足辛苦，使我不復憂饑寒。」 鄭板橋的叔父鄭之標，字省庵，也很愛板橋。叔父有一子，名鄭墨，字五橋，也是庠生。堂兄弟之間感情很好，有如親兄弟一般。 從鄭板橋與舍弟鄭墨的通信中可看出，鄭家原有典產三百畝，還僱用過佃戶、女傭。鄭板橋做秀才時還從家中舊竹書箱中找出不少前代家奴的契卷。但當鄭板橋出世時，家業漸次衰落。 鄭板橋是由乳母費氏照養大的。費氏原是祖母蔡氏的侍女，當板橋生母去世後，費氏把鄭板橋視為己出。在災荒年景，費氏也總是馱著鄭板橋上街，先買塊餅塞在他手裡，再去料理家務。故鄭板橋後來寫有《乳母詩》云：「食祿千萬鐘，不如餅在手。」表示了對乳母的懷念。 鄭板橋對乳母的感情很深。費氏有段時間暫別鄭家到他處謀生，臨走前，把鄭板橋老祖母的舊衣服洗好補好，把缸裡的水汲滿，買幾十捆柴草堆積灶下，就走了。鄭板橋早晨跨進費氏的房間，裡面空蕩蕩的，摸摸灶上尚有餘溫，鍋裡放著一碗飯、一盆菜，就是費氏平時給鄭板橋準備的。鄭板橋一見這情景，只是痛哭，連飯也不想吃了。費氏勤勞的一生及其高尚情操，潛移默化，深深感染了鄭板橋，他後來為官清廉公正，能夠體恤百姓的疾苦，與這也不無關係。 鄭板橋小時在家裡，一直受著他父親的直接教育和舅家的影響。三歲時，父親就開始教他識字、寫字，五、六歲時教他讀詩背誦。六歲以後，教他讀「四書」「五經」，要他抄寫熟記。八、九歲時，父親教他作文聯對，還常去舅父家聆聽舅父汪翊文的開導與教誨。《板橋自序》稱自己「幼隨其父學，無師也。」又說：「板橋文學性分，得外家氣居多。」直至十七、八歲時，板橋才離開興化老家到真州（今儀征縣）的毛家橋去讀書。 鄭板橋讀書很刻苦，且善於獨立思考。他不相信有過目成誦的神童。他在《濰縣署中寄舍弟墨一書》中說：「讀書以過目成誦為能，最是不濟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無多，往來應接不暇，如看場中美色，一眼即過，與我何與也。」他還認為，無所不誦不是好事，對書要有選擇，即使好的書，也要選擇書中好的來讀，有些章節，令人可歌可泣，更應該「反覆誦觀」。所以，他能在熟讀上下苦功夫，經常一部書要讀上多遍，務求能背得下來。 鄭板橋讀的書也很廣泛。他雖不喜歡考證繁煩的經學，但仍然花很大的功夫去攻讀。他喜歡讀歷史、詩詞、散文等作品。「少年遊冶學秦柳，十年感慨學辛蘇。」他不是個束縛在經書教條中的書獃子，也不總坐書齋死讀書，而是喜歡走出家門，面向大自然。《板橋自序》中說：「板橋非閉戶讀書者，長游於古松、荒寺、平沙、遠水、峭壁、墟墓之間。然無之非讀書也。」 二十歲時，鄭板橋從真州回到家鄉，拜陸種園老先生為師。陸種園品行高潔，文才橫溢，書法很有個人風格，尤擅長填詞。鄭板橋就跟他學習填詞。與此同時，他還結交了許多詩朋畫友。由於板橋天分較高，學習勤奮刻苦，再加之名師盡心指點，他不僅通讀了「四書」「五經」，且在繪畫、書法、作詩、填詞諸方面都有了名聲，很快他就成為當時興化縣有名的秀才了。 鄭板橋二十三歲時，與徐氏結婚。徐氏是個賢惠溫順的女子。婚後他們有了兩男一女，為了養家活口，板橋只得輟學了。 鄭板橋年輕時喜歡寫字，愛好學畫。他特別愛畫竹。他家原有兩間茅屋，茅屋的南邊有些空地，種了許多竹子。每天早晨，板橋起床後就去看竹。竹，「勁節可風，瀟灑不俗」，「歷四時而長茂，值霜雪而不凋」，時時引起畫家的共鳴。此外，他還畫蘭、畫石。在二十歲左右，板橋的蘭、竹、石已畫得十分出色了。隨著年事增長，閱歷豐富，功夫日深，蘭、竹、石在他筆下越來越不同凡響。於是他就常常以賣畫鬻字來解救生活的貧困，所謂「日賣百錢，以代耕稼，實救貧困，托名風雅」。但是，由於他的竹畫立意高稚，借竹詠志，能欣賞他字畫的人並不多。 賣字畫不行，不得已鄭板橋辦起了塾館，教幾個蒙童。起初，他在興化東門寶塔灣開館。婚後第四年，他離開家鄉，前往真州的江村教學，過著「傍人門戶渡春秋，半饑半飽清閒客」的生活。但災荒年景，學生肚子都吃不飽，哪來束脩獻給老師！所以，賣畫無人要，教書無人來，「幾年落拓向江海，謀事十事九事殆」，結果仍是一事無成。 大約三十歲左右，鄭板橋的父親去世了，家中境況更是艱難，揭不開鍋是常事，門前債主不絕，兒子送先生的束脩也出不起，只好輟學回家。沒法子，連老父遺留下的一些書籍也只好賤價出售，「今年父歿遺書賣，剩卷殘編看不快；爨下荒涼告絕薪，門前剝啄來催債。」鄭板橋陷入了窮途末路的境地。 接著，又是獨生愛子早逝。至三十九歲時，他的結髮妻徐氏也不幸病歿。這一連串的打擊，直使得鄭板橋對前途感到了失望，甚至產生了「我已無家不願歸，請來了此前生果」的悲觀思想。在這艱難困頓，消沉頹唐中，幸而遇到江西程羽宸，慷慨解囊，以一千兩銀子相助，才「掃開寒霧」，「一洗窮愁」，使他解脫家庭的牽累，得以出遊廬山、燕京、杭州等地。 鄭板橋在四十歲中舉之前，曾有三次出遊。先是，鄭板橋在三十二歲時出遊江西，在廬山結識了無方上人，鄭板橋為之寫竹、題詩，以後雙方時有交往。三十三歲時，鄭板橋又出遊燕京，寫下了著名的《燕京雜詩》，「不燒鉛汞不逃禪，不愛烏紗不要錢；但願清秋長夏日，江湖常放米家船」，鄭板橋在詩中直率地提出了「不愛烏紗不愛錢」的主張。鄭方坤《鄭燮小傳》在記述板橋此次旅京情況時也說：板橋「壯歲客燕市，喜與神宗尊宿及期門、羽林諸子弟游，日放高談，臧否人物，無所忌諱，坐是得狂名」。還有一次是在鄭板橋四十歲那年秋天，出遊杭州，漫步在風光明媚，「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西子湖堤上，懷古詠今。他還多次來往錢塘江邊，領略潮漲潮落、雲起雲飛的壯觀，興之所至，不能自已，吟出了《韜光庵》、《觀潮行》、《弄嘲曲》等壯麗詩篇。 鄭板橋的前半生，就是這樣度過的：讀書、授課、著文、賣畫、出遊。此時的心情，正如他在《落拓》中自我寫照的那樣：「乞食山僧廟，縫衣歌妓家。年年江上客，只是為看花。」 步入仕途 清廉為官 鄭板橋雖然落拓不羈，濟世之志卻未泯滅，四十歲以後還在為功名奔走。他不願一輩子僅做個「錦繡才子」，曾說：「凡所謂錦繡才子者，皆天下之廢物也，而況未必錦繡者乎！」在他看來：「讀書作文者，豈僅文之云爾哉？將以開心明理，內有養而外有濟也。得志則加之於民，不得志則獨善其身。」他也有進入仕途之心，因為這不僅能安身立命，而且能兼濟天下，這才算不枉讀了半生詩書。 鄭板橋自己雖然也很想成為匡時濟世之才，然而幾次赴考，均名落孫山，所以一度心灰意冷，行跡散漫。不過，他認為，做官應讀書，但讀書不一定做官：「凡人讀書，原拿不定發達，然即不發達，要不可以不讀書。」即使不做官，也應該好好讀書，「東投西竄，費時失業，徒喪其品，而卒歸於無濟，何如優遊書史中，不求獲而得力在眉睫乎！」 鄭板橋進入中年後，曾有兩段時間專心讀書，一次是在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他三十六歲時，住興化天寧寺，主要是攻讀「四書」「五經」，同時學習研究書法藝術，曾手寫《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各一部；書中直、び、行、草相參的雛形已初步形成，儘管還嫌稚俗，卻已顯出一定功夫。第二次是在雍正十三年他四十三歲時，由於得到朋友的資助，他再度離開家鄉，到焦山別峰庵、雙峰閣發憤攻讀。這回學習內容則更廣泛了，除讀「四書」「五經」外，還讀《左傳》、《史記》、《莊子》、《離騷》及賈、董策略、諸葛表章、韓文、杜詩、二十一史等，可謂經、史、子、集通觀博覽。這樣系統的學習，為他後來的參政、論世、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雍正十年，鄭板橋四十歲時曾赴南京鄉試，中了舉人。而經過這次焦山借宿苦讀，終於在乾隆帝即位那年（公元1736年），赴京都應試，中了進士。他得意地畫了一幅《秋葵石筍圖》，並題上一詩：「牡丹富貴號花王，芍葯調和宰相樣。我亦終葵稱進士，相隨丹桂狀元郎。」此時，他已四十四歲，雖不能像牡丹、芍葯在春天與群花爭艷，卻能像秋葵那樣與丹桂齊芳。 在封建社會裡，「學而優則仕」是通行的法則，鄭板橋作為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當然也不會迴避這一條路徑。但他自乾隆元年中進士後，直至乾隆六年他四十九歲時，才被選為七品縣令，去山東范縣就任。 范縣是魯西的一個小縣，地處黃河北岸。板橋騎了毛驢，帶了書僮，一捆行李，幾包書，一張琴，來到范縣縣衙。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叫人把縣府衙門的牆壁打了百來個洞，大家莫名其妙，他解釋說是「出前官惡習俗氣耳」。因為在他看來，縣衙與外面隔著厚厚的牆，新鮮空氣進不來，衙裡齷齪空氣出不去。前任縣官們偏愛空氣污濁，房間發霉，他卻需要自由自在與人交往，打破縣令與百姓間的隔膜。 范縣百姓對官府避而遠之，小小衙門倒也清靜。鄭板橋無所事事，作畫看花，飲酒解悶；醉後激奮，不免引亢高歌。聲音傳到門外，引起衙役議論，說這個縣官真有些顛瘋。這個議論給小丫頭聽到，急忙奔告鄭板橋的家屬。家屬勸說：歷來只有狂士、狂生，沒有聽說還有狂官，應當引起注意。此後，鄭板橋就改在黃昏之後喝酒，酒後即睡，不再像開始時那樣了。 不久，鄭板橋走出衙門，接觸社會，瞭解民情。當時「父母官」出門，總得鳴鑼喝道，大張旗鼓，喝令百姓肅靜迴避。鄭板橋卻一反慣例，免去這些排場：「喝道排衙懶不禁，芒鞋問俗入林深。一杯白水荒塗進，慚愧村愚百姓心。」他經常不在衙門裡而是在鄉下巡視：「幾回大府來相問，隴上閒眠看耦耕。」由於板橋與農民接觸，使他認識到了農民的作用。他在《范縣署中寄舍弟墨弟的書》中說：「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為四民之末」；「使天下無農民，舉世皆餓死矣」。 鄭板橋辦事公道，有較明顯的愛憎觀點。一次，有個姓李的四川籍學生，在縣試考中第一名，但是考生們因他不是本地人，大家哄起來，不准李生應考。李生找板橋大哭了一場，訴說他已遷居范縣十七年了，如果要回原籍應試，一則路途遙遠，蜀道難行，二則即使回原籍後，語言不通，實在無法可想。板橋聽了十分同情他，立即向府憲報告，請求解決。府憲反而誣說板橋「私有所詢，乖違公義」。板橋如啞子吃黃蓮，有苦沒處說，只得忍痛將他除名；但為了李生的前途著想，就把他收做畫徒，熱心教育栽培他。 又如，范縣有崇仁寺和大悲庵鄰近相對，有一對年輕的和尚、尼姑相愛，村上人因為他們觸犯了「清規戒律」，抓去見官。板橋看看他們兩人年齡相仿，情投意合，就「令其還俗，配為夫婦」，並且寫了一首律詩送給他們，其中有兩句：「是誰勾卻風流案？記取當堂鄭板橋。」這表明板橋敢於衝破封建禮教的束縛，成人之美。 鄭板橋是個耿直的讀書人，他不愛巴結上司，而對貪官污吏則十分憎恨。《小豆棚雜記》還記載著這麼一件事：板橋有次因公到省城濟南去辦事，上司都很器重他，請他去趵突泉赴宴，一邊喝酒，一邊觀賞「天下第一泉」，並囑他做詩。板橋應聲道：「原原有本豈徒然，靜裡觀瀾感逝川；流到海邊渾是鹵，更難人辨識清泉。」大家聽了很不高興，說是在譏諷上司。這首詩的確很有膽識，一下刺痛了那些貪官污吏。 由於鄭板橋不擺官架子，辦事公道，廉潔愛民，范縣百姓把他當做是個諄諄善誘的長者敬重他。他在范縣一共五年，五年知縣任上他關心百姓的生活疾苦，做了不少有益於百姓的事，所以被後人稱頌為：「愛民如子，絕苞苴，無留牘，公余輒與文士觴詠，有忘其為長吏者」。 乾隆十一年，鄭板橋已五十四歲了。他離開了范縣，被調到濰縣當縣令。像在范縣那樣，鄭板橋常常穿著便衣到濰縣四鄉去訪察民情，關心著民間疾苦，且能秉公辦事。有一次他夜裡出門，聽到茅屋裡傳來琅琅讀書聲，一問原來是有個名叫韓夢周的，家裡很窮，鄭板橋就用自己的薪金幫助他，使韓攻讀中舉，成了進士。韓夢周後與板橋結為知己。 濰縣地處渤海邊，盛產海鹽，鹽商很多。大鹽商有錢也有勢，經營官鹽，往往倚勢欺壓小本經營的私鹽小販。板橋遇到這樣的訴訟案，總是「右窶子而左富商」，保障了私鹽小販的利益。 鄭板橋對自己施政的失誤也是敢於正視的。當時濰縣地方每到冬天，偷盜搶劫的事很多，為了維護社會治安，板橋就招集當地人編成小隊，專事巡查，防範和緝捕罪犯。這本來是好意，不料隊裡有些不純分子濫用職權，對無辜農民進行敲詐勒索，而對坐地分贓的罪犯卻放縱不管，弄得百姓怨聲載道。板橋發覺後，一面派人暗中調查處理，一面沉痛地檢討說：「殊令我愧對子民也！」立即把小隊解散了。 鄭板橋在濰縣共住了七年。這七年中最大的功績就是救濟災民。 乾隆十一、十二年，山東濰縣等地連年災荒，發生了「人相食」的慘事。鄭板橋目睹現狀，痛心異常，決定開倉借貸。當時不少官吏怕出事，阻止他這樣做，或是勸他先向上司呈報請示。鄭板橋激動地說：「此何時？俟輾轉申報，民無孑遺矣！有譴我任之。」隨即撥出一批谷子，叫百姓寫領條借給，救活了萬人的生命。秋後仍無收成，板橋便把借條當眾燒掉了。他還沉痛地寫下了《逃荒行》、《還家行》、《思歸行》等反映災民悲慘命運的詩篇。 由於「板橋性疏放不羈，以進士選范縣令，日事詩酒；及調濰縣，又如故，為上官所斥」。他秉性耿直，十二年官場生活，兩袖清風，從不送禮孝敬上司，在處理訴訟案中，也不袒護地方富豪。尤其是在災荒之年，以救民為要而開官倉，沒把上司放在眼中，又令城內大戶設廠煮粥，救濟難民。這就更直接侵犯了豪商富賈的利益，為大官富商所不容。所以在乾隆十八年春，鄭板橋六十一歲時，竟因「以請賑忤大吏」，又被誣告有貪污中飽之嫌，而被撤職罷官了。 鄭板橋早就不想當這知縣官了，「人皆以做官為樂，我今反以做官為苦」。十二年的官場生活，使他目睹了社會的黑暗和民間的疾苦。他雖有「補天」之心，但並不是輕易能夠「得志加之於民」的。他的宏圖無法實現，他的才智無處施展，對現實極端不滿，想改革時弊又困難重重。他只能以嬉笑怒罵之態，詩詞書畫之筆，既佯狂又隱晦地表露自己的思想。他於五十七歲時編定了《鄭板橋全集》一書。後因健康狀況欠佳，「決計告病乞休」，且一辭再辭三辭，但「苦衷不為上峰見諒」。他多次提出要求告老還鄉，總不得批准，最後竟落個如此結局，這實在是一起冤案。當他含冤離開濰縣時，「止用驢子三頭，其一板橋自乘，墊以鋪陳；其一馱兩書夾板，上橫擔阮弦一具；其一則小皂び而孌童者騎以前導。板橋則嵐帽氈衣，出大堂揖新令尹，據鞍而告之曰：『我鄭燮以婪敗，今日歸裝若是其輕而且簡，諸君子力鋸清流，雅操相尚，行見上游器重，指顧鶯遷，倘異日去濰之際，其無亡鄭大之泊也」。意思是說：我鄭板橋是因為「貪污」丟官的，我這行李又輕便又簡單，連我自己也不知道貪污的銀錢放到哪裡去了。兩書夾板，一具阮弦，就是他的全部財產，這對於那些誣告者，是一個絕妙的回答。 鄭板橋去官之日，濰縣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畫像以祀，並為建生祠。可見留在當時人民心目中的鄭板橋，儼然是一位廉潔奉公的清官。自此後他與官場告別，再也沒有重新作官。但總的說來，他在山東任上期間，家庭生活是較以前「稍稍富貴」些了。以後則又「稍稍貧」，先回老家興化待了些日，然後來到闊別多年的揚州，開始了賣畫終老的生活。 歸居揚州 賣畫終老 鄭板橋回到闊別十多年的揚州，雖說不上是窮途落拓，卻也決非衣錦還鄉。鄭板橋在未入仕途之前，靠畫竹賣文謀生，這次歸來，只好重操舊業，依舊靠賣畫維持生活。 回到揚州，鄭板橋第一幅畫就是畫墨竹，畫上題辭道：「二十年前載酒瓶，春風倚醉竹西亭；而今再種揚州竹，依舊淮南一片青。」回想過去的生活，回顧大半生的經歷，憶昔撫今，感慨系之。數十年前，板橋就在屋前栽竹，愛竹如命，不僅自己賞竹，還揮毫畫竹，以賣畫為生。「十載揚州作畫師，長將赭墨代胭脂；寫來竹柏無顏色，賣與東風不合時。」那時，鄭板橋窮愁潦倒，無路可走，賣畫餬口，實不得而已。後來，板橋雖入仕途，但在范縣任上，已有以做官為苦的感歎，直視靴帽如桎梏，懊悔入了仕途。如今，板橋在官場的激流中勇退，又回故鄉賣畫為生了，總算遂了他的心願，從此可以自由自在，不必再受官場瘴氣的熏染。然而，這次賣畫雖與上次賣畫一樣，都是以此為謀生手段，但板橋在宦海浮沉中經歷了一番波折，親自體驗到了官場的黑暗、人生的辛酸，思想感情已有了變化，他對生活的感受也有所不同了。表現在板橋的詩畫中，就愈益顯示出他那清勁挺拔的豪氣來。 鄭板橋重返揚州賣畫，名氣已經很大，遠近官紳士民，都向板橋索畫，使得他應接不暇。為了謀生，板橋不能不收酬金，而且決不含糊，不讓那些想佔便宜者得逞。晚年，板橋年老體倦，更不願在賣畫酬金上與人糾纏，乾脆標定價格，並賦一詩，以詩謝客：「畫竹多於買作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秋風過耳邊。」 但是，鄭板橋卻不是見錢眼開，有求必應。「索我畫偏不畫，不索我畫偏要畫。」他聲言：「凡吾畫蘭畫竹畫石，用以慰天下之窮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當時有不少豪門富商，並不懂得鄭板橋的藝術，但為了故弄風雅，點綴廳堂，求畫於板橋，板橋卻置之不理。有些富商，為了求畫，竟幾費周折，迂迴周旋，用計賺騙。 鄭板橋所畫，多為蘭竹。板橋自己曾和石濤作過比較：「石濤善畫，蓋有萬種，蘭竹其餘事也。鄭板橋專畫蘭竹，五十餘年，不畫他物。彼務博，我務專，安見專之不如博乎！」為什麼鄭板橋最愛畫蘭竹？鄭板橋在《題蘭竹石二十七則》說道：「四時花草最無窮，時到芬芳過便空。唯有山中蘭與竹，經春歷夏又秋冬。」蘭竹不怕暴風驟雨、天寒地凍，這樣的本性最適於表現鄭板橋那種不為俗屈的凌雲豪氣：「能豁吾胸」。鄭板橋畫四時不謝之蘭，百節長青之竹，萬古不敗之石，正是為了表現畫家自己千秋不變之人。板橋愛蘭、竹、石之情極深，把他自己的生命都灌注到畫中去了。他在題《竹石》詩中說：「十笏茅齋，一方天井，修竹數竿，石筍數尺。其地無多，其費亦無多也。而風中雨中有聲，日中月中有影，詩中酒中有情，閒中悶中有伴；非唯我愛竹石，即竹石亦愛我也。」 不過，鄭板橋畫雖多蘭竹，晚年卻也畫梅菊芙蓉，用以寄意。板橋所畫《柱石圖》，題詩云：「誰與荒齋伴寂寥，一枝柱石上雲霄。挺然直是陶元亮，五斗何能折我腰？」在他的《梅竹》畫上題詩道：「一生從未畫梅花，不識孤山處士家。今日畫梅兼畫竹，歲寒心事滿煙霞。」板橋所畫，意之所至，隨意揮灑，筆趣橫生，意盡而止。 在揚州賣畫期間，鄭板橋和「揚州八怪」兩畫家李鱔、李方膺過從甚密。李鱔，號復堂、懊道人。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中舉人，被召供奉內廷，但不願束縛在死氣沉沉毫無生氣的宮廷畫上，終被解職。後來，李鱔當過山東滕縣知縣，又因觸犯權貴而去官，早在板橋之先已回揚州賣畫。板橋在濰縣為官時就已想追隨李鱔回揚州賣畫終老，他們既是同鄉，又是知交，感情極好，交往極深。李方膺是南通人，離鄭板橋家不遠。他們以書畫詩文會友，相互協作、鼓勵、琢磨，在鄭板橋回揚州的第三年，三人就一起作了《歲寒三友圖》，鄭板橋題詩道：「復堂奇筆畫老松，晴江乾墨插梅兄，板橋學寫風來竹，圖成三友祝何翁。」合畫之外，鄭板橋還常為李鱔、李方膺所作之畫題詩。李鱔比鄭板橋早亡，鄭板橋甚為懷念，七十歲那年，鄭板橋在一幅《蘭竹石》畫上題辭云：「復堂李鱔，老畫師也。為蔣南沙、高鐵嶺弟子，花卉翎羽蟲魚皆妙絕，尤工蘭竹。然燮畫蘭竹，絕不與之同道。復堂喜曰：『是能自立門戶者。』今年七十，蘭竹益進，惜復堂不再，不復有商量畫事之人也。」鄭板橋深以為憾。 鄭板橋和金農的友情也很深。金農，是「揚州八怪」中另一著名畫家，自號冬心先生，浙江杭州人，嗜金石，精詩書畫印，五十歲後始學畫，所作梅、竹、馬、佛，有金石古氣。鄭板橋同金農相隔雖遠而交情甚深。在濰縣時，鄭板橋誤聞金農病死的消息，痛哭流涕，為之設靈。後知道金農病重未死，鄭板橋才轉悲為喜，千里之遙，立即修書問候。金農極為感動，自畫一像，寫詩寄奉板橋。兩人交誼之深，可見一斑。鄭板橋與金農書信頻繁，暢談骨董金石和詞學，卓有識見。 此時的鄭板橋，一如青壯年時代，仍喜離家遨遊。回揚州的次年春，六十二歲的鄭板橋就去杭州遠遊。到了杭州去湖州，逍遙自在一月游，接著，「過錢塘江，探禹穴，游蘭亭，往來山陰道上，是平生快舉」。六十五歲時，鄭板橋又去游高郵，寫下了《由興化迂曲至高郵七截句》。 鄭板橋晚年雖已不能遠遊，但只要不是臥病不起，還是喜愛外出活動。《清史列傳·鄭燮傳》說鄭板橋，「晚年歸老躬耕，時往來郡城，詩酒唱和。嘗置一囊，儲銀及果食，遇故人子及鄉人之貧者，隨所取贈之」。阮元在《廣陵詩事》中也有類似記載。鄭板橋賣畫得錢並不少，已非他青年時所能比，但其花費亦甚大，「所入潤筆錢隨手輒盡，晚年竟無立錐，寄居同鄉李三鱔宅，而豪氣不減」。 鄭板橋和當時的著名詩人袁枚有過交往。七十一歲的鄭板橋，曾在兩淮運使盧雅雨的清明日紅橋詩會上同袁枚相晤。袁枚有《投板橋明府》贈詩：「鄭虔三絕聞名久，相見邗江意倍歡。遇晚共憐雙鬢短，才難不覺九州寬。紅橋酒影風燈亂，山左官聲竹馬寒。底事誤傳坡老死，費君老淚竟虛彈。」鄭板橋也有詩《贈袁枚》：「室藏美婦鄰誇艷，君有奇才我不貧。」 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七十三歲的老人鄭板橋已經體倦力弱，但還往來郡城。在客中，鄭板橋畫竹並題詩：「宦海歸來兩袖空，逢人賣竹畫清風。還愁口說無憑據，暗裡贓私遍魯東。」在詩後，他還特地寫上：「板橋老人鄭燮自讚又自嘲也。」就在這年冬天，終於與世長逝，葬於興化城東管阮莊。 多才多藝 三絕留芳 鄭板橋，經歷康、雍、乾三代，先是康熙秀才、雍正舉人、直至乾隆進士，當過十二年的七品官員，最後罷官而去，賣畫終老。鄭板橋的生活，始極貧，中稍富，後稍貧，他的生活的變化，影響了他個性的發展，決定了他和周圍環境的關係的變化，形成了自己的風格，這在他的藝術創作、特別是詩文中，都有深刻的反映。 鄭板橋罷官回鄉之際，揚州就有一文士李嘯村給他送去一副對聯，寫的是：「三絕詩書畫，一官歸去來。」寥寥十字，卻概括了板橋一生。 鄭板橋的一生，創作甚是豐富。他的文學成就是多方面的，包括詩、詞、曲和各種書札散文等都很有特色，而且大多數作品能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生活，具有進步的思想性和優美的藝術魅力。 鄭板橋的詩篇，都是有感而發的，言之有物、意境深遠。後世評曰：「詩近香山放翁、《弔古》諸篇，激昂慷慨。」他的詞，「少年遊冶學秦柳，中年感慨學辛蘇，老年淡忘學劉蔣」。 由於鄭板橋從小生長在農村，出仕後又常與農民接近，所以他瞭解農村，熟悉農民，同情農民，厭惡豪富，不滿權勢。這樣的愛憎感情，必然會在他的作品裡得到反映的。如《悍吏》、《私刑惡》，他鞭撻酷吏魚肉鄉民；《孤兒行》、《後孤兒行》、《姑惡》，他揭露人間關係的不平；《逃荒行》、《還家行》、《思歸行》，他再現了破產農村的悲慘。而好幾闕詞，如《田家四時苦樂歌》、《漁家》、《田家》等，也都寫出了民間的疾苦。 鄭板橋認為：「歎老嗟卑，是一身一家之事；憂國憂民，是天地萬物之事。」他主張，「經世文章」要「文必切於日用」，也就是要反映現實。因此他提倡「作主子文章，不可作奴才文章」，要「直擄血性為文章」，「筆墨之外有主張」，而「不為古所累」，做到「言外取言，味外取味」，「書中有書，書外有書」。他竭力反對「皆拾古人之唾余」和玩弄辭藻、無病呻吟的筆墨遊戲。他明確指出：「千古好文章，只是即景即情，得事得理，固不必引經斷律。」 在脫離現實的形式主義和擬古思想佔領文壇的當時，大部分知識分子窮經盡史，鑽進故紙堆裡，他們懾於文字獄的淫威，不敢談論與政治有關的問題，差不多文壇上充塞了描寫風花雪月、兒女情長之類的作品。像鄭板橋那樣能反映社會現實生活，有明顯進步思想傾向的作品在當時是十分難得的。 另外，鄭板橋詩詞中，還有不少是抒寫鄉土人情、山水風光的，淳樸優美，真切動人。《范縣詩》、《濰縣竹枝詞》四十首，是詩似畫，感人至深。他還用民間小曲，抒發人生感慨。《道情》十首，通俗流暢，妙語警人。道情一體，出於散曲，後又失傳，板橋等人則舊調翻新，屢抹更改，十餘年始定，別開生面，自成一格。 鄭板橋是一位現實主義文學家，但他更是一位傑出的書畫家。板橋善書、善畫而又善治印。他一生最喜畫蘭、竹、石。「四時不謝之蘭，百節長青之竹，萬古不敗之石，千秋不變之人」，代表著竹者的頑強不屈、堅韌不拔、正直無私、光明磊落，蒼勁豪邁、虛心向上的精神境界，是他「倔強不馴之氣」的象徵。 鄭板橋畫竹十分注意對物寫生，他花了一生中三分之二的歲月，專門為竹傳神寫影。但他不是形式主義地重複自然物，而是經過了一番提煉加工、集中概括的。他在《題畫竹》中精闢地闡述道：「江館情秋，晨起看竹，煙光、日影、露氣，皆游動於疏枝密葉之間。胸中勃勃，遂有畫意。其實胸中之竹，並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紙、落筆，倏作變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總之，意在筆先者，定則也；趣在法外者，化機也。獨畫之乎哉？」這「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理論，是他在藝術創作上，把主觀與客觀，現象與想像，真實與藝術有機地融為一體，創造了師承自然，而又高於自然的境界。 另外，鄭板橋也十分重視藝術形象的形、神。在形、神的關係的處理上，他提出了「以少勝多」的理論。他在談及自己這方面的心得經驗時說：「始余畫竹，能少而不能多；既而能多矣，又不能少；此層功夫，最為難也。迨六十外，始知減枝減葉之法。蘇季子曰：簡練以為揣摩。文章給事，豈有二道！此幅似得簡字訣」。 鄭板橋畫竹，有時寥寥數筆，只畫「一枝竹十五片葉」，有時卻是密密一叢，滿幅皆竹。有時立竿於山坡崖壁，傲然挺拔，有時畫竹於狂風暴雨之中，不肯低頭。有時以蘭竹置中心，或以石（石筍、石坡、石塊）為背景，或以石為前景，相互烘托，前後呼應，變化多端，各盡其妙。所以，後人評板橋畫竹：「竹易於密而難以疏，惟板橋能密亦能疏。」 能少能多，運用自如。板橋畫竹能達到這樣的境界，花去了四五十年的工夫。他在六十六歲所作一首題畫詩中說道：「四十年來畫竹枝，日間揮寫夜間思；冗繁削盡留清瘦，畫到生時是熟時。」由生而熟，又從熟而生，畫竹由多而少，又從少而多，最後達到既能少又能多的自由境地，藝術達到了化境。其畫蘭、石也是如此。所以，板橋之畫，雖多蘭、竹、石，題材不算廣，但其構思巧妙，筆墨多變，形象生動，風格爽朗，確是藝術精品。 鄭板橋的書法，在清代也自成一家，不落窠臼，別有風格。清代前期，文人為了應付科舉，所用書法，循規蹈矩，劃一刻板，缺少個性，被稱為「館閣體」。而板橋則衝破舊規，不受束縛，他以真、草、び、篆四體相參，創造出一種新體，自謙為「六分半書」，意即謂此體比古代之八分書體，尚欠一分半。而這種書體雄渾清勁，書法中還滲入畫法，因而生氣勃發，飄逸絕俗，甚得氣韻生動之致。他還創造過一種書體叫「柳葉書」。其特點是中鋒放筆為之，撤得開，給人以柳葉飄動之感。這是一種新的嘗試。 鄭板橋在創造書體的過程中，是經過艱難摸索的。首先，他博采百家：「字學漢魏，崔蔡鐘繇；古碑斷碣，刻意搜求。」簡直到了如醉如癡的程度。事後，他在《跋臨蘭亭敘》中總結自己創造板橋體的經驗說：「古人書法入神超妙，而石刻木刻千翻萬變，遺意蕩然。若復依樣葫蘆，才子俱歸惡道。故作此破格書以警來學，即以請教當代名公，亦無不可。」這段話，語重心長地告誡學習書法的人要能「破格」，走自己的道路，樹自己的面貌。 鄭板橋的印章也很著名，被後人列為金石名家。他的印章精緻又別具一格。表現他經歷的有「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官銜不過是「七品官耳」，而且「動而得謗者亦隨之」。表現他志向的有「心血為爐熔鑄今古」，「富貴非吾願」，「恨不得填滿了普天饑債」。藝術上他情願做「青籐門下牛馬走」，書體是「六分半書」。這些印章非常切人切事，把他的身世、愛好、性格、心願，活靈活現地描刻出來了。 鄭板橋的書、畫、印各絕，但其藝術成就不在於「各絕」，而且在於熔「各絕」於一爐的完美。板橋幾乎凡畫必題，題跋皆妙。題跋與畫面組合，變化多端，而又構成和諧整體。有時板橋以畫為主體，輔以題跋；有時，板橋以字畫參半，兩相對峙而又對應成趣；有時，板橋卻一反常規，題多於畫，畫面只佔次位，題跋則成主體。這樣的創新，別家無有，唯板橋敢為。更重要的是，板橋注重畫面與題跋在內容上的統一，兩者相得益彰，和諧成趣。 本來，詩、書、畫、印，是中國的獨特藝術和傳統風格。過去歷代的有名書畫家都力圖把詩、書、畫、印結合起來，如王維、蘇東坡等都曾在詩、畫結合方面做過一些探索。但是真正自覺地、有意識地把四者自然地結合起來，使之成為一種更加完美更加多姿多采的綜合性藝術，當推鄭板橋。他認為就畫論畫，僅在筆墨上尋找情趣是沒有出路的，因此他處理了詩、書、畫、印的關係，抓住了詩、書、畫、印中相通的東西，提出了「三真」，即「真氣、真意、真趣」的說法。他所說的「真氣」就是愛憎分明、富於正義感的品質和氣度；「真意」就是肝膽相見，助人為樂的真摯的思想感情；「真趣」就是藝術創作上擺脫繩墨，獨創一格，形神俱備，堪稱回味。據此「三真」，把四體熔為一爐，相得益彰，形成詩、書、畫、印和諧的「齊美圖」。這就為中國畫的發展開拓了新路。 鄭板橋書畫，早在晚清已載譽中外，聞名於世。「一縑一楮，不獨海內寶貴，即外服亦爭購之」。如今，鄭板橋書畫更成了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鄭板橋的詩詞小曲，也越來越受到重視。隨著時間的推進，鄭板橋的藝術、文學將越來越顯示出它的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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